黨委大換屆 民主再探索

今年以來,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全國多個省份陸續開展省市縣鄉的自下而上,的黨委換屆。目前,江蘇等部分省份已經順利完成了縣鄉兩級黨委換屆,正在啟動市級黨委換屆,省級黨委換屆也在積極籌備中。

5年一次的黨委換屆,是執政黨的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在党迎來成立90周年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央大規模啟動新一輪換屆尤為令,人關注。

「邊緣化」幹幹部有奔頭

在農村,村支書、大學生村幹部和鄉鎮事業編制人員是三比較特殊的群休,他們或有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或具較高的學歷和專業背景,但不是公務員,很難進入鄉鎮黨政領導班子考察視野。

記者近日在湘、晉、蘇、贛等地調研時發現,各地結合新一輪基層黨委換屆,加大在這「三類人群」中公開選拔鄉鎮黨政領導的力度,使一些原來自我感覺被「邊緣化」的幹部們看到了希望,激發出幹事創業的熱情。

江西奉新縣村支書謝紹信說,長期以來,「非官非民」的身份讓許多村支書們備感尷尬。雖然近年來待遇有所提高,但就算幹得再好,農民的身份還是讓他們的上升通道面臨一道無法逾越的「天花板」。

「如果不是這次鄉鎮換屆,我做夢都不敢想像能以一名村支書的身份進入鄉鎮領導班子,這在農村可是驚天動地的事情。」今年38歲的江西省奉新具幹洲鎮副鎮長周烈平激動地對記者說,「村裏的老表們形容我是泥腿子上了岸還穿上了新皮鞋。」

由農民到公務員、由村支書到副鎮長,這看似平常的一步對于周烈平來說意義非同一般。「進鄉鎮班子有了名,當上公務員有了份,解決名份問題是組織上對我擔任12年村支部書記的認可。」

同樣,各地在換屆中加大公開選拔鄉鎮黨政領導的力度,也使一批優秀的大學生村官們認識到上升通道不再只是公務員考試的「華山一條路」。

農村稅費改革後,鄉鎮職能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迫切需要補充一批深諳農村實際;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或專業背景的新鮮血液。一些鄉鎮黨委書記向記者反映,近年來通過公務員考試新進不少優秀人才,但同時也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少數新進幹部屬於典型的「考試型」人才,而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幹部,卻囿於身份所限,無法進公務員序列。

圍繞如何打破身份「壁壘」,近年來各地紛紛進行了大膽探索。湖南省漵蒲縣從2009年起,通過公選、公推直選等方式,突破身份局限,把選人用人視野擴大到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先後有6名一般幹部和3名普通職工通過公選走上了鄉鎮和縣直部門副職領導崗位。

著名公共行政學專家竹立家表示,中周正處於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多發階段,貧富差距加大,腐敗現象突出,懂得社會治理將是必需。具體說來,法律、管理、經濟等文科背景的人才將會越來越被看重,這和以前重理工科背景有所差別。

不僅如此,竹立家還認為,中國共產黨選拔幹部向來會強調個人品質,也就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個人品質包括兩方面,一是政治品質,要擁護黨的路線、政策,二是道德品質,有合作精神、公僕意識。「毛澤東說過一句話,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性因素。」

民主路徑再探索

據記者實地采訪,許多省市都把基層黨委換屆工作信息全方位地晾曬在群眾面前,例如公開程序,公開條件,公開人選,有些地方還細致地把參選人的基本簡歷,主要業績,以及選任政策、選人標准。選用程序等都公佈出去。

比如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在關於鎮黨委換屆信息測評顯示,黨員知曉率達100%,群眾知曉率也達80%以上。這個鎮青龍村香火組組長袁長貴在旁聽完鎮黨代會後說:「以往覺得黨委換屆很神秘,離我們老百姓很遠,這次我連黨委書記作報告都聽了,還提了意見。」

湖南、山西、江西多為受訪幹部直言,長期以來,執掌幹部選隆「大權」的組織部門總讓人感到有些神秘,有「組織部長死三年不張嘴」的戲言。設有透明就很難有公信。在如此「封閉」下,不管制度沒汁有多科學,程序運行有多規範,但群眾「不知道這幹部是怎麼選出來的」。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劉靖北教授說,這次基層黨委換屆在信息公開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基本上把選人用人的政策和標准交給群眾,把選人用人的過程和方法亮給群眾,把選人用人的情況及時反饋給群眾。

此外,南京市六合區玉帶鎮15個選舉單位全部採用公推直選,從157名鎮黨代表候選人中產生知名鎮黨代表,党員們都十分重視手中這一票。在安徽省歙縣,28個鄉鎮直選產生的黨代表占農村黨員數的14%。受訪基層黨代表說,這次,黨代表選舉的民主氛圍是前所未有的。

換屆:求解幹部「出口」難題

在今年縣,鄉黨委換屆中,一批幹部因為年齡、班子結構等原因從一線領導崗位退居「二線」。如何讓這些幹部繼續發揮作用,是各地普諞面臨的一個難題。

四川省內江市在換屆前開展的幹部思想狀況調查顯示:有2%的人認為「在換屆中沒有優勢時會失去工作激情」。有些領導幹部覺得提拔無望、升遷無門,認為自己仕途「到頭」了,觸到「天花板」,因而無心工作、得過且過;有些年齡較大的幹部,在這次換屆中面臨著轉任或改非,抱著「船到碼頭車到岸」的心理,從而工作鬆懈,不思進取。

據記者調查瞭解,部分「二線」幹部在退休前的幾年時間裏,基本上處於上班隨意或是不上班的「半退休」賦閒狀態。他們也有自己的心聲,新任領導來了,我們還在單位「晃」不太合適,人家開展工作放不開,甚至會有礙手礙腳之嫌。 一些「二線」幹部的這種狀態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幹部資源的浪費。在發揮「二線」幹部「一線」作用方面,部分地區作了有益探索。

例如,四川省什邡市是汶川地震極重災區,在任務繁重的災後重建中,市委抽調「二線」幹部負責各個重災點或項目的重建指導督查工作。2007年從市農機局副局長位置退居「二線」的幹部濮大學,人稱村道建設的「活地圖」。在災後重建中,市委安排他負責全市「村組道路重建」任務,他認真負責,忘我工作,嚴把質量和進度關,受到省市領導的好評和表彰。

目前,讓「二線」幹部有崗、有責、有事做,這些探索仍大都停留在點上,覆蓋面較窄,破解幹部「出口」難題尚待進一步制度話、常態化。

幹部交流:從「掛職」到「任職」

2010.年以來,在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中組部從中央各部委及直屬機構選派66名中青年局級幹部到地方任職鍛煉,出任地方副市長或副書記。從「掛職」到「任職」,無疑是幹部管理制度的一個新探索。

從財政部司長任上履新的湘潭市委副書記、市長史耀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掛職」和「任職」的區別,首先是在心裡感覺上。他到湘潭來,組織關系、工資關系都轉到湘潭了,現在他感覺自己就是地地道道的湘潭人,是湘潭公務員的一分子。這與「掛職」不同,一般來說,掛職是有期限的,而且很少有掛職正職的,這樣的話他的責任、壓力和心理狀態可能會不一樣。

另外,中央部委幹部下派任職的-個重要特點,就是比較注重「專業對口」。對于史耀斌交流任職湘潭,北京大學房地產研究所原所長陳國強認為內有文章,作為財政不稅政司原司長,「史(耀斌)是去湘潭搞實驗摸索經驗的」。

1994年起,史耀斌歷任財政部稅政司處長、副司長、司長,還兼任財科所研究生部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以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等’財科所副昕長劉尚希評價:「池是個不折不扣的稅政專家。」

公務員激勵機制圖變

不同地區公務員收入相差3倍

面對不斷高企的通脹壓力。公務員漲工資的呼聲不斷。

「CPI上漲,房價上漲,就是工資不怎麼漲。我們縣的房價現在已經達到了每平米3000元。一位科級公務員,在縣裏就是局長一級的幹部,基本工資加上津補是2200元,每月住房公積金扣8%,養老保險扣2%,醫療保險扣2%,加起來要扣12%,拿到手的也就1500-1600元。我們縣長(處級)也就3000元。」山東省聊城市某縣公務員李輝(化名)向記者坦言。

李輝所在縣屬於山東較貧困的縣,該縣整體工資水平都比較低。據李輝介紹,同屬聊城的臨清市公務員工資比他們高300多元,茌平縣比他們多1000元。

與貧困地區相比,發達地區的公務員工資比較可觀。

張明(化名)是深圳市司法機關的一名公務員,本科學歷,4年工作經驗,科員。他向記者出示的工資單顯示:每月稅後固定收入為6547元,包括基:本工資和津補貼5658元,加班費889元。深圳市一個科員的工資,是上述山東某縣的科級領導的4倍。

「地區附加津貼」早在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時就已經提出,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定自身「津補貼」。由於財政限制等種種原因,國家並未就「津補貼」出臺統-政策。

在此背景下,各地相繼自行出臺了「津補貼」政策。各種名目不同、數量不等的獎金、補助、津貼、補貼令人眼花繚亂。

由於公務員的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實行全國統一標准,由中央財政支付,而津補貼由地方財政安排,具有一定的浮動區間和靈活性,這被認為是導致各地公務員工資差異的「罪魁渦首」

據瞭解,上述貧困地區處 級官員的月工資只有3000元,而據記者瞭解,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的處級官員有1萬多元,相差3倍左右。

目前,已經有地方開始了清理行動。與此同時,人設補開始調研公務員津補貼,擬出 台相關規定,釐清公務員「合法收入」。

激勵問題難解決

即便公務員工資「一碗水端平」,激勵不足的問題又會浮出水面。「現行的工資政策是千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一位公務員說。傳統意義上的公務員,說白了就是-種終身制。

不久前,上海浦東新區開始試點聘任制公務員。此次莊用人體制上實現了兩項重大突破,一是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