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或隱姓埋名，犧牲多年以後家人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他們機智勇敢，多次從海峽對岸送回重要情報；他們堅貞不屈，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任憑威逼利誘也不動搖；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革命烈士。

在60多年前，兩岸因政治因素陷入隔絕之境，國民黨在臺灣實行“白色恐怖”統治。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許多在對岸從事神秘工作的“潛伏者”英勇就義，譜寫出一段段不朽的紅色傳奇。盤點在台紅色特工，本刊帶您走近他們神秘的潛伏世界。

蕭明華：墓碑上只刻三個字

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蕭明華的墓碑背面上“歸來兮”三個字特別醒目，蒼勁有力的三個字似乎向人們訴說著那一段段隱秘的故事。

蕭明華原籍廣東潮陽，1922年出生於浙江嘉興。1943年考入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抗戰勝利後在北平師院（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繼續深造。在北平師院，蕭明華遇上了之前認識的教育心理學教授朱芳春，並在朱芳春的引導下，從事共產黨的軍事情報工作。

1948年，在臺灣大學國文系主任台靜農的邀請下，蕭明華到了臺灣，最後選擇在臺灣師範學院任教，並且與“國語日報”社聯繫好了工作。不久，她的領導兼老師——朱芳春，化名於非，也到了臺灣，與蕭明華以夫妻的名義開展了地下工作。他們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還組建了“臺灣新民主義青年聯盟”，培養革命骨幹；搜集了大量的軍事政治情報，從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的兩個月裏，送出了六次重要情報，對於解放沿海諸島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一名地下工作者，蕭明華非常機警與冷靜。1950年2月4日，蕭明華與三哥蕭明柱在家裏過生日，有兩名“不速之客”藉口請於非演講毫不客氣地走進房間，蕭明華臨危不亂，微笑地接待“客人”，這兩名陌生人沒有發現異常也沒有找到於非，只好離去。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勸她避一避，她卻表明，“現在情況不明，我一動就暴露了。”2月6日深夜11時，蕭明華在臺灣師範學院宿舍被國民黨臺灣保安司令部派來的軍官和士兵所逮捕，被捕時，她從容地在國民黨士兵的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後窗外竹竿上的旗袍，發出了危險報警信號。被捕後，蕭明華遭受嚴刑拷打，電椅、老虎凳、捆綁吊打、五天五夜不能睡覺，但各種酷刑都沒有讓她鬆口。

“不要帶我的遺骨回家，就讓她在臺灣吧！”蕭明華的遺書寫著這樣一段話，1950年11月8日，年僅28歲的她從容就義，而直到她死後30多年，她的家人才知道她真實的身份。1982年，蕭明華的遺骨被迎回大陸，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員、革命烈士。

汪聲和：因桌子腿太粗暴露

1950年9月6日，臺北馬場町刑場的槍聲再次響起，汪聲和及妻子裴俊等4人被公開槍決。

汪聲和是國民黨民航局電臺台長，1920年出生於北京，1939年因躲避戰亂南下昆明，考入歐亞航空公司，在此期間從機械員升任無線電技師。1943年考入齊魯大學經濟系，在校期間多從事學生運動，進行革命活動。1943年經中共地下老黨員陳甫子介紹加入共產黨，此後一直幫助陳甫子從事地下工作。後來汪聲和犧牲後，也是經過陳甫子向組織彙報，被追認為烈士。

汪聲和熱愛表演藝術，1946年轉華西大學借讀時，他曾經作為特約演員參加成都太平街中國藝術劇團開台戲《清官外史》的演出，在此期間，汪聲和認識了成都藝術劇團的演員裴哲鏡，也就是他的妻子裴俊。

與其他紅色特工不同的是，汪聲和直接受命于蘇聯情報機構。據相關文獻記載，1949年汪聲和奉命先赴香港，再會同妻子裴俊，假民航局人員撤台之便，前往臺灣，並建立了秘密電臺，直接向海參崴和赤塔通報。

關於汪聲和夫婦被捕的經過，人們可從戴笠手下紅人、台當局“國防部技術實驗室主任”魏大銘的回憶錄《無形戰爭》中略窺一二。

1950年2月，魏大銘所轄的臺灣情治部門從電訊監察上，發現臺北廈門街133巷9號附近有一電波很強的秘密電臺。於是下令日夜埋伏監控，最後鎖定了兩三戶日式住宅為目標。他們以分區停電、查戶口、修理水電、防空學習等藉口入室內查看，並無所獲。最後魏大銘親自出馬，重點搜查其中一戶，這正是汪聲和的家。他們從天花板、牆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沒有看出半點異常，臨出大門之際，魏大銘再回頭掃視，發現小客廳一小圓桌的柱腳特別粗大，與一般傢具不成比例，當即下令打開，發現裏面是套強力發報機。

汪聲和夫婦被捕後，國民黨當局又逮捕了“中央社”記者李朋等14人。1950年8月12日判決，汪聲和夫婦、李朋和其妻子廖鳳娥（一說女友）等4人被判處死刑，剩下的人中除了兩人交付感訓外，還有10人被判10年、7年、2年徒刑不等。

後來，台當局借此事件，在聯合國會議上公佈所謂的“蘇俄間諜汪聲和、李朋案”，並由此拋出了“控蘇案”。

陳寶倉：抗日儒將屢立戰功

在國民黨的諸多將領中，陳寶倉堪稱一名儒將，他不僅能文善詩，而且能征善戰。他創作的《舊州行》至今仍為傳頌，他戎馬一生，留下了許多傳奇。

陳寶倉，字自箴，祖籍河北省遵化縣，1900年出生於北京（故自稱為北平人）。他自幼勤奮，以優良的成績考入清河軍官預備學校，兩年期滿轉入保定軍官學校工兵科，1923年畢業後即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擅長軍事土木工程事業，熟悉軍隊教育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寶倉將一腔愛國熱血傾注於抗日的戰場上。如，1938年春，陳寶倉任第二兵團副參謀長，他率部轉戰安微宣城戰役，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中，身負重傷，右眼失明。同年6月，陳寶倉眼傷未愈即參加武漢會戰，指揮德安戰役，殲敵2萬多。

在抗日戰爭中，陳寶倉屢立戰功，頗受國民黨當局的器重。1945年，陳寶倉被委任為軍政部山東膠濟區接收特派員，10月25日在青島匯泉賽馬場上，陳寶倉作為中國代表和美國代表謝勃爾主持了“受降儀式”。

作為國民黨的接收大員，當時又有誰想到他竟是中共的地下黨員呢？其實早在1938年，陳寶倉就與共產黨員劉田夫、左洪濤等人接觸頗多。1939年在廣東韶關，其曾經在共產黨創辦的《新華南》半月刊上，公開擁護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針政策。1941年，陳寶倉兼任廣西靖西前線指揮所主任，負責中越邊境的防務，之後他與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黃文歡等人合作抗日，甚至幫助胡志明等人逃脫國民黨特務的追捕。然而1941年，“皖南事變”後，蔣介石再次掀起了反共浪潮，陳寶倉也曾經被視為有“赤化”嫌疑的人，1943年，國民黨特務更是告發陳寶倉“放任越共四處活動”，後來國民黨軍委法庭一度以胡志明等越共領導脫逃一事認定陳寶倉在追捕中有瀆職嫌疑，傳訊其前往重慶受審。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向蔣介石告發陳寶倉有資助解放軍的嫌疑，陳寶倉從而被免職。直至1949年底陳寶倉的嫌案才撤消，調任國防部中將高參。

無論是抗日戰爭期間，或是解放戰爭期間，陳寶倉與共產黨都有往來，而自己也有通共的嫌疑，但是1948春，陳寶倉在香港毅然加入地下民革，1949年，時任聯勤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的他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接受中共華南局和民革中央（有資料表明是李濟深委派）的派遣赴台。陳寶倉是吳石的老朋友、老同事，兩人都親共，“吳石案”爆發，陳寶倉地下黨的身份也暴露了。

1950年6月，陳寶倉、吳石等四人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之後，陳寶倉的骨灰從臺灣通過教會人士運往香港又運至北京，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1952年，陳寶倉被授予革命烈士稱號。

（甘麗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