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辛亥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過程,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無論從地緣上、血緣上,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兩岸都是基於中華民族這個基本認同的命運共同體。一旦民族認同出現偏差,臺灣主體意識走向極端的政治化,變成台獨意識,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會面臨非常大的變數,會造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偏激地對待臺灣少數的偏差的認同,變成十三億大陸的中國人,和海外幾千萬認同中華民族的僑胞,與島內一部分不認同中華民族的人之間激烈的對抗。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當今世界發展的進程當中,要在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還有包括我們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方面,有更多正面的作為。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中國發展進步的新紀元。辛亥革命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它更是一個偉大的現代化社會運動。它是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重要發端，是中國百年復興畫卷的壯麗首頁，民族自強的思潮隨之傳播，振興中華的大幕由此打開，以後這一百年，中國波瀾壯闊的民族復興征程正是繼承弘揚辛亥精神的生動寫照。

辛亥革命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

關於什麼是民族主義，可謂眾説紛紜。據美國學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統計，近代以來至少存在有200 種以上的不同含義的民族主義。對於古老的中國來説，民族主義是一個舶來品。民族主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始於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法國，荷蘭和瑞典歐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經濟、軍事強盛的結果，又是民族國家身分獲得的象徵。與此同時，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相繼獲得了這種民族獨立國家的身分。“民族主義”與“主權國家”由此成為國際關係體系的重要構件。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民族主義中具有的排外性、擴張性和極端性，曾帶來了許多文明衝突和人類災難。其中就包括，西方列強以自己的堅船利炮打開古老中國的國門，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然而民族主義同時又具有高度的凝聚性、傳承性和自決性，為許多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治基礎。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自強運動”中産生、發展、壯大，在這建構過程中，辛亥革命是一個重要發端。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人沒有“民族國家”，只有“朝廷天下”。中國人的“天下”和“民”的概念，是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中國被強行拉入了一個由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當中。在這期間，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反抗和對西方近現代文明的吸納，激蕩催生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偉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帶來了中國人思想的大解放。“天子”被拉下了金鑾殿，“天下”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中山先生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廣為傳播。從“朝廷天下”到“民族國家”，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進程。但是，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徹底性決定了此時中國民族主義建構具有啟蒙性、階段性特徵。雖然有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引入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但真正作為“國家”、“國民”的民族主義意識還沒有形成。所以辛亥革命之後出現了一段軍閥混戰、戰亂頻仍的局面。真正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中華民族到了生死攸關的最危險關頭，終於發出了一個民族國家集體意識深處的怒吼，全民族團結對外，眾志成城，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中華民族成為最重要的信念旗幟。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鮮明的反抗壓迫、自尊自強的可貴特質，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羽化，蕩滌去了西方民族主義的擴張性，成為我們今天追求和平發展，建構和諧世界的重要理念支撐。

紀念百年辛亥 強化民族認同

紀念百年辛亥，我們應該為島內民族國家認同的混亂正本清源。雖然兩岸在1895年之後走過了不太一樣的民族主義建構之路，但兩岸的“大中國”、“大中華”，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認同從來沒有改變過。

島內一些人為了給“分離主義”找到依據，試圖建構所謂“新民族主義”。從兩蔣時期的所謂“外來政權”上溯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和“皇民化運動”，甚至追溯到西班牙、荷蘭等殖民者對台灣的短暫佔領，以此把自己自絕於中華民族之外，何其荒謬。鄭成功為什麼被稱作民族英雄，因為他打跑了荷蘭殖民者，讓台灣回到祖國懷抱；雖然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成為台灣悲情意識的濫觴，但緊接著在島內掀起的轟轟烈烈的反割據鬥爭，書寫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為什麼台灣光復時，台灣民眾萬人空巷去迎接祖國來的隊伍，因為半個世紀的殖民屈辱和民族思念得到了解放；即使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時，島內朝野一片沮喪，“亞細亞孤兒”意識四處瀰漫，此時廣為傳唱的歌曲《龍的傳人》，也是一首典型的民族主義頌歌。事實證明，在台灣每一個歷史時期，中國民族主義都是主旋律。今天島內民族國家認同的混亂，帶有強烈的工具性特徵和情緒性色彩。某些政治人物以此為工具進行政治、民粹操弄，以達到自己的政治野心；部分群眾又因為對“兩蔣時期”的威權體制的反抗，似乎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去中國化”的理由。尤其是經過李登輝、陳水扁進行的“去中國化”和“台獨”教育，使兩岸之間民族認同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如果我們拋除這些工具性、情緒性因素，回顧辛亥革命百年以來民族主義的建構過程，會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始終是兩岸人民共同的精神紐帶。即使台灣主張“台獨”的那些政治人物，實際上從內心的文化依歸來講，他們也不能否認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對他的人格和文化的塑造，他們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扭曲了這種民族認同，帶有很大的政治區隔意味。

當前紀念百年辛亥，正值海峽兩岸處於和平發展的新階段，馬英九先生和胡錦濤先生通過國共之間的五項願景、“九二共識”、和平發展的共同認知，大力修正百年以來兩岸之間因為歷史遭際不同造成的民族認同偏差。這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也是人心歸附的大勢。回顧辛亥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過程，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無論從地緣上、血緣上，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兩岸都是基於中華民族這個基本認同的命運共同體。一旦民族認同出現偏差，台灣主體意識走向極端的政治化，變成“台獨”意識，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會面臨非常大的變數，會造成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偏激地對待台灣少數的偏差的認同，變成十三億大陸的中國人，和海外幾千萬認同中華民族的僑胞，與島內一部分不認同中華民族的人之間激烈的對抗。縱觀歷史，放眼世界，民族認同所引發的各種國家問題、民族問題、主權問題，過去是、現在依舊是挑起世界文明衝突和地區動蕩的重要根源。撥開歷史的迷霧，揭穿政治的幌子，會發現文明衝突的背後是赤裸裸的經濟掠奪、嚴重的文化分歧和深刻的民族原因。這提醒我們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當今世界發展的進程當中，要在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還有包括我們命運共同體的認同方面，有更多正面的作為。

弘揚辛女精神共創民族複興

紀念百年辛亥，目的在於弘揚辛亥精神，那麼，辛亥精神的核心是什麼呢?當年孫中山先生說的兩句話足資印証：“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國家一天不統一，就不能說革命成功”。在當年中國晚清那個腐朽衰敗、積重難返的年代，不“破”則不“立”，辛亥革命就是一次偉大的“破”，然而“破”僅僅是手段，目的是“立”，這個“立”就是中山先生講的“建設”。建設什麼?中山先生遺言也說得很清楚一一“和平、奮鬥、救中國”。可見，建設一個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目的。為實現這一目的，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不怕犧牲、英勇奮鬥、前僕後繼、眾志成城，把一個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建設發展成在世界上擁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迎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

辛亥百年的民族複興，走過了一條充滿鬥爭、歷經艱險的近代化、現代化發展之路。這條路上，始終交織著“救亡與啟蒙”的主題。內抗衰敗化與外抗邊緣化的“雙重救亡”和民主與科學的“雙重啟蒙”，決定了中國從革命到建設的歷史抉擇。我曾經1999年撰寫了《世紀末反思中國文化：東西方沖突與中國文化的“自強運動”》一文，提出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進程的“三階段論”：第一階段，是自上而下的“洋務運動”，力圖在“器物文明”方面趕上西方列強，結果由於沒有觸動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和社會組織層面，遭致失敗。第二階段，是自下而上的“國民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帝制，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形式，以城市為中心，通過國家集權的方式進行現代化，力圖實現“制度文明”。但因國民性的長期封建影響，帝制之後沒有絕對的權威，社會分崩離析，軍閥混戰，西方的法制和政治形式在中國徒有其表。此時又遭逢外部世界資本主義進入軍事擴張階段，中國內部救亡的緊迫壓過了“啟蒙”的要求。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徹底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第三階段，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結束了“雙重救亡”的任務，建立了現代國家強有力的政權形式和高度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民族政治統一而且穩定。毛澤東等一批革命家，面對冷戰格局下中國重新被隔絕域外的形勢，亟待實現百年來強國的理想，通過強化政治手段和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了－系列激進的社會變革，探索迅速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建立起堅強的重工業體系和經濟發展基礎。1979年改革開放後，大陸進入了發展新階段，連續30年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快速增長；台灣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現經濟起飛，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海峽兩岸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如今，我們在“器物文明”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伴隨著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