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毛澤東18歲，正就讀於湘鄉駐省中學。10月下旬，湖南起而響應武昌首義，積極擁護革命的毛澤東隨之參加湖南新軍。他後來曾回憶：“我本人也曾經參加了這次民主革命，當了一名戰士，吃七塊二。”後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子上去。我一共當了半年兵。”此後，毛澤東對早年親歷的這場革命作過多次評價，甚至還準備寫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蔣介石登臺的大事記，其中就要寫到孫中山當臨時總統、蔡鍔反袁世凱的事蹟。只是由於政務繁忙，此夙願未能實現。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毛澤東是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論述得最早，內容也最全面和最深刻的。關於毛澤東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評價，迄今大多是就其一生的論說予以概述，而較少揭示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評價及其內在原因。

【一】

1919年七八月間，剛剛經歷五四運動洗禮的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其中寫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呐，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我們雖贊成他們的主義，卻不曾活動。他們也用不著我們活動。然而我們卻有一層覺悟，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我們有話要說，有事要做，是無論何時可以說可以做的。”這是目前所見的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最早評價。它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這場革命推翻君主專制的歷史功績，另一方面也批評了其缺乏廣大民眾的參與，沒有建立起“民眾的大聯合”。文章見解之深刻，在當時是非常突出的。胡適就曾評價此文“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

到大革命時期，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為了與國民黨右派辯論，於1926年1月發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對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作了更為深入的剖析。他認為：“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當時國內還沒有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國際的局面是幾個強國霸佔了全世界……只有資產階級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的國家，因此中國當時的革命沒有國際的援助。”這就從革命口號的局限、組織的渙散和國際環境的不利等多個方面，對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

隨著國民革命的風起雲湧和對農民運動的加深瞭解，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缺陷有了更清晰的認識。1926年夏，他在其主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總結中國農民鬥爭的歷史，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指出在此之前，中國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在於“完全未得三萬萬二千萬之農民來幫助和擁護”。不久，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又強調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大革命失敗後，出於對國民黨背叛革命的刻骨仇恨，中國共產黨一度認為“三民主義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必須揭露“孫文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在此期間，毛澤東也很少提及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對此，他後來曾經解釋說：“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麼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裏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

【二】

抗戰時期，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毛澤東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論說逐漸增多，評價也日趨增高。 1938年3月12日，他在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的講話中就提綱挈領地指出： “孫先生的偉大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他的三民主義的綱領，統一戰線的政策，艱苦奮鬥的精神。”接著又評價說：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綱領與統一戰線政策，實為處在半殖民地國家的大革命家對於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不但如此，孫先生的偉大，還在於他的艱苦奮鬥、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革命毅力與革命精神，沒有這種毅力，沒有這種精神，他的主義與政策是不能實現的。”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孫先生的偉大革命家模範”，“是孫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不久，毛澤東又公開聲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到1945年七大前後，毛澤東更是充分讚揚了孫中山的貢獻。在《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中，論述孫中山便有27處，其中6處直接引用了孫中山的有關觀點，這一舉動可謂不同尋常。他還解釋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也說：“第二個問題，關於孫中山。在我的報告裏很說了幾句好話。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裏儘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這些對孫中山的褒獎之詞，幾乎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而究其緣由，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毛澤東確實在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那裏找到自己創制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契合點，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共產黨此時力求超越國民黨和力爭革命正統地位的意圖有關。

抗戰期間，毛澤東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也多有論述。1937年8月，他在《矛盾論》中便寫道：“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講演中也說：“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從先生開始的革命，五十年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這種認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的觀點，在中共黨內應是毛澤東比較早地提出來的。可以看出，為了維護當時國共合作的局面，這一時期他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是比較突出的。

1942年3月，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觀點：“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並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後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在這個講話中，他還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瞭歷史的發展”，“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孫中山的幾個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言辭中對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表彰十分明顯。在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共中央還曾於1941年10月做出關於紀念雙十節的決定，號召“全國各地應當舉行熱烈的慶祝與紀念”，並表示：“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

此後，國共合作雖然再度破裂，但毛澤東對辛亥革命評價仍然較高，而且還迭出新意。1947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 “革命高潮快要到來。這種高潮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戰爭，第三次是抗日戰爭，這三次都是全國規模的。其他如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土地革命戰爭等規模都不夠，土地革命戰爭也沒有發展到全國範圍。”這種將辛亥革命的影響力列在五四運動乃至土地革命戰爭之上的提法，可謂是相當高的評價。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個說法也一改過去對辛亥革命反帝不足的批評，充分肯定了其反帝性質。9月21日，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又說：“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這更是明確告訴世人，即將建立的新中國政權是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

【三】

新中國成立後，伴隨著政權的逐步穩固，毛澤東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評價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1954年9月，他在審閱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時，對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作了修改，使之最終形成文字為：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但是當時的革命派是有缺點的。他們沒有一個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綱領，沒有廣泛地發動和組織可以依靠的人民大眾的力量，因此他們不能取得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徹底勝利。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顯然，這段文字的側重點是指出辛亥革命的失敗。

後來在討論憲法草案的過程中，有些民主人士認為將辛亥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妥，“在感情上有些過不去”。為了平息這些爭議，毛澤東還專門作了一個《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