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鳴

辛亥年，武昌發生的那點事，是一場意外，意外裏的意外。這場意外，毀了一個王朝，像扳道岔一樣，把古老的中國，扳到了另一個軌道上。

還有一場未遂的武昌起義

1911年10月10日夜裏武昌新軍工程營發生的起義，之所以發生，雖然此前有革命黨的某些安排，但事到臨頭，實際上只是士兵的自發行為，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這樣的偶然性，最終能夠成事，其實也是偶然。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裏，武昌新軍駐紮在南湖的炮隊，也發生了一次士兵自發的偶然性起義，但是，槍響了，並沒有像後來10月10日一樣，引起普遍的響應，因而悄然流產。

事情是這樣的。據當時的報道，湖北新軍炮隊第八標（團）三營，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滿，遵命退伍。由於這些老兵資格老，人緣好，所以，大家給他們擺酒送行。9月24日這天夜裏，目兵汪錫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飲酒，一些丘八，喝到興處，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遜，讓長官聽了不爽(也有一種說法，是說喝酒是為了汪錫九等人請假離營)。該隊的排長劉步雲一向跟汪錫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幾乎跟10月10日工程營發生的事一樣，出來干涉的也是一個排長）。退伍老兵一向比較橫，以前聽人管也就罷了，現在馬上就要離開軍隊，還要受這個氣，怎麼可能忍?加上這些人原本就跟革命黨有聯繫，就更加難以克制。於是雙方由爭吵變成打鬥。眾兵士起而打開軍械房，取出馬槍十幾杆，向軍官室轟擊，但是，槍裏的子彈，都是有藥無子的訓練彈，傷不了人。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準備大幹。但由於新軍的炮與炮彈是分開的，有炮無彈，他們又去搶彈藥庫，急切之間，砸不開庫門。後來鎮壓的馬隊來了，起事的士兵，只好棄炮而逃。馬隊追及，汪錫九跟他們說，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馬隊士兵也就退了。

事鬧出來之後，革命党曾經一度想提前發動。但考慮到準備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點像是老兵使酒鬧事，瑞澂和張彪昏聵膽小，未必會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兩個領頭的士兵逃走，沒有進一步的動作。果然，瑞澂和張彪得到消息之後，寧肯相信事發偶然，不過是退伍老兵酗酒鬧事，遂開除了幾個人的軍籍，息事寧人。

南湖炮隊的事，跟工程營發難，僅僅相距十五天。若論革命形勢，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兩者也都沒有革命党的有意佈置和領導，都是自己發難，也都開了槍。後者群起響應，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觀，頂多跟著喊幾嗓子起起哄。兩個事件所差的，只有一個東西，那就是情勢。

俗話說，形勢比人強。俗話說的這個形勢，就是我說的情勢。這個情勢，事實上是清朝的湖廣總督瑞澂和革命黨人一起造出來的。

10月9日這天，革命黨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的據點試驗炸彈，不慎爆炸，據點暴露。張皇的革命黨人，把所有的名冊、文告、旗幟甚至武器和資金都丟給了清吏，導致瑞澂全城大搜捕，多個據點被破獲，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黨領袖紛紛逃走。彭楚藩、劉堯澂和楊洪勝犧牲，三人的人頭，被示威性地掛在了城頭。瑞澂和張彪將要按圖索驥的流言，傳遍了整個軍營。這就是工程營發難的情勢，有了這個情勢，起義才會一呼百應。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造反或者起義，都需要有動員。動員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動員，莫過於形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的造反起事，發動者往往需要製造謠言的緣故。10月10日的工程營起義前夕，人人自危的氣氛，第一來自革命黨失手，第二來自瑞澂的處置失當，而兩者奇妙地構成了完整的邏輯線條，不由人不信。事實上，瑞澂和他的幕僚，還真的考慮過按圖索驥，按黨人名冊搜捕，所以，流言不為無因。流言一起，又沒有有力的措施安撫，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營發難前夕，據報道，張彪已經佈置各營管帶，凡營中喜閱新書報、言大氣昂及剪辮之兵，一律開除，派人押送回原籍。並且嚴禁各營隊之間士兵來往，不許士兵五人以上聚談。雖未及實行，但卻平添了緊張氣氛，讓士兵從軍官們嚴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動中，“印證”了按圖索驥的真實性。事實上，新軍固然有不少革命黨，但沒有想像得那麼多，至少，軍官中的革命黨相當少，只要響應者不足夠多，是可以彈壓的。可是按圖索驥的流言一起，不僅新軍中所有沒有逃走的革命黨人感覺到了死亡的威脅，那些跟革命黨人有過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不動是死，動一動，說不定還會有活路。按一個革命黨人的說法就是，“起義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與其為甕中之，毋寧鋌而走險”。這是兵法上“置於死地而後生”的局面，是一個典型的陳勝吳廣起義的情勢，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局面，士卒很有戰鬥力。從這個角度看，起義若按革命黨部署的計劃進行，革命還真的未必能成功。因為武昌起義成功之後，作為原來的革命領袖之一的劉公說，當初他們動員新軍士兵，好多人雖然有心革命，但一落實到具體行動，就會猶豫。因此他們甚至想過用炸彈來威脅這些士兵，如果不參加，就會被炸死。

有心栽花花不成，無意插柳柳成蔭，自古如此，不絕於書。武昌起義，也許就是這樣一個歷史結果。

芝麻開門

武昌起義之前，革命黨人並不看好武漢，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武漢屬於四戰之地，起義發動，即使成功，也易於遭致四面圍攻，堅持不下來。沒想到，這個中心開花的起義，不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輻射開來，一舉大獲成功。其中除了滿人親貴自毀長城，漢人官僚不樂幫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個因素，是革命黨人意外地撞上了一個有錢有槍的寶庫，喊了一嗓子“芝麻開門”，門就真的開了。

當時武漢的新軍，共計一萬一千多人，巡防營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起義前，大約兩個標（團）調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其中兩個營在宜昌）。剩下的部隊，不到萬人。起義爆發，有五個營和兩標——一個騎兵團和一個旗人組成的團沒有響應起義，而起義部隊，不過兩千餘人，加上後來加入的陸軍小學的學生和零散的士兵，當事人回憶說有四千人，但實際上大約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義軍比較兇悍，未響應起義的部隊，不是被消滅（旗人團），就在跟著鎮統制（師長）張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後，自己散掉了，並沒有對起義軍構成威脅。但是，武漢這麼大，僅憑著三千人，要想守住，幾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勢勢必要擴軍，擴軍就得有錢，有槍。在當時情況下，沒有人會不拿錢來當兵的，靠革命熱情是沒戲的。因為起義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熱情的，還不足半數。非常幸運的是，瑞澂留給起義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現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庫（布政使的財庫）裏有存銀一百二十餘萬兩；銅幣局存現洋七十餘萬，銀八十餘萬兩，銅元四十萬；官錢局有銅元二百萬，官票八百萬張，未蓋印的官票兩千萬張，洋元票二百四十萬張，庫銀二十萬兩，現洋三十萬元，湖北財政存款總計有四千萬餘元。而且，漢陽兵工廠裏，還存有大量的報廢的銅炮，可以用來鑄造銅元。錢不成問題，光有錢，沒有軍械，擴軍也難。但是，湖北自打張之洞編練自強軍起，到武昌起義時，已經有二十餘年的歷史，歷年購置的武器非常多。從德國買的七九毛瑟槍一萬余支，從日本買的六五步槍一萬五千支，加上中國最大的兵工廠在漢陽，漢陽造的步槍有好幾萬支。這些槍除了裝備軍隊，大部分都存在軍火庫裏。庫裏還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太多的馬克沁機關槍。這樣大批的槍械，裝備幾個師都綽綽有餘。就這樣，起義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擴充到了五個足額的協（旅），原來的三千人，幾乎都做了軍官，起義時僅僅為正目班長的熊秉坤，搖身一變，就成了協統（旅長）。起義軍在短時間內，就發展到兩萬多人，是起義前整個武漢軍隊的兩倍還要多。起義的第四天，革命軍就自稱有八千人，而外界則傳說他們有二萬五千人。

儘管在今天看來是具有充分正當性的革命起義，但當初也沒有多少人自願投身進去，只要是招人當兵，就得發軍餉。軍官由於都是原來具有革命熱情的，錢可以少點，無論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卻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在這些人看來，即使參加革命，也無非當兵吃糧，找個掙錢養家的職業。從當年留下來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軍的士兵，腦袋後面還拖著辮子。當然，這樣的新兵，沒有經過訓練，大部分的士兵，穿上軍裝，連裝彈和射擊都不會。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樣擴軍，人雖然多了，但老兵分散在各處，戰鬥力很可能還不如原來那三千人。可事實證明，恰是這樣的擴軍，成了大事。因為整個國家還處在不怎麼會打新式戰爭的狀態，所有的新軍舊軍，都沒有經過戰陣，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員。一聽說武漢的起義軍已經有了五個協，湖南和江西的巡撫，立刻感覺自顧不暇。聽話的河南人，派了兩個營的新軍加一個巡防營來到武漢北邊，領兵人一聽說起義軍人數眾多，嚇得一槍都不敢放，馬上派人跟起義軍聯絡，詐稱投降，虛與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軍兩個鎮到齊，清軍的反撲，才算正式拉開序幕。在這半個多月裏，在上海、天津、北京的報界鼓噪下，全國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歡欣鼓舞。臨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後獨立。內地十八個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後獨立，清朝大勢已去。顯然，如果清軍在起義後馬上反撲，起義軍能不能守住武漢，很難說的。而清軍之所以沒有這麼做，非得準備充分，調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動手，很大程度上，是顧及擴軍之後義軍的規模。義軍那實際上沒有什麼戰鬥力的五個協，充分地起到了嚇阻清軍的作用，給造反者留足了空間和時間。當然，這樣的義軍，在日後跟北洋軍的戰鬥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來了革命黨號稱知兵的領袖黃興來指揮，也只能節節敗退。但這不要緊，只要舉國皆變，北洋軍一地的勝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經做過鄂督的清朝大員陳夔龍後來感慨說，在事變之初，他曾提議派兵火速平亂，但中樞久拖不決，失去良機，事遂不可為。其實，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漢金庫裏的銀子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