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人民日報》透露的信息

1976年10月12日，早晨一上班，我習慣性地拿起《人民日報》，刊登在一版頭條的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報道的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索馬雷到北京，華國鋒總理和首都群眾到機場熱烈歡迎，副總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到機場迎接的消息。細看內容，以前類似重要活動必出現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都沒有露面。一版的另一條消息說，李先念晚上與索馬雷進行了會談，報道中也沒有他們四人的名字出現。這不禁使我感到疑惑，因為在毛澤東逝世後出現這種情況是極不尋常的。聯想到上面那條新聞，我心裏不禁一震，難道沒露面的那幾個人出問題了？

聊天聊出禍災

當年我還是單身漢，與我同住一室的，是廠黨委組織科幹事魯某。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們都要聊天擺龍門陣後才入睡。當晚，我們先後回到宿舍，關門，熄燈，像往常一樣，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當然，我也將白天我對人民日報新聞的分析結果告訴了他。

第二天晚上，工廠黨委召開全廠黨員大會。會議進行中，有人悄悄地通知我，說黨委組織科張科長找我。進了組織科的門，張科長轉彎抹角地問我，最近幾天說過什麼話沒有？我一時沒反應過來，說：“沒有說什麼呀。”他說，你再想想，想仔細點。我又想了想，笑著說：“的確沒說什麼。”“你昨晚是否給魯某講了啥？”我突然想起，是指這件事。就說，哦，對，是我跟他講的。“消息從哪里來的？”張科長嚴肅地問。我此時才感到問題有點嚴重了，就說：是我自己分析出來的。“真的嗎？”“對。”“不可能吧!”他一再要挖消息來源，我一口咬定是我自己分析推測的。見沒有結果，張科長說：“你繼續去參加黨員大會吧。”

接下來的那段時間，我全然沒把此事放在心上。大約過了半個月，此時粉碎“四人幫”的事早已公佈了，才有人告訴我，你闖下了大禍，差點要了你的命。

“我們知道了，叫他們回去吧。”

原來，在張科長詢問我的當天，工廠保衛科就已經迅速彙報到了當地二仙橋派出所和石油管理局保衛處。很快，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廳也得知了情況。

在瞭解了我的現實表現、家庭出身和政治經歷後，有關領導決定連夜向四川省委作彙報。彙報後，相關負責人都守候在省委大院，等候省委指示。他們等了很長時間，省委領導仍然沒有任何指示。

這時，他們想到了省委書記唐克碧。於是，他們很快找到了她。唐克碧答應迅速直接向省委最高領導彙報。過了一會兒，唐克碧告訴說，已作了彙報，稍等一下。哪知，又等了很長時間，也沒等到指示。

於是唐克碧再次進入省委常委大院，進到常委樓外的小花園，看見省委兩位領導在不太明亮的燈光下都背著手，踱步沉思。唐克碧走上前，輕聲問道：外面的同志還在等，如何處理，此人抓不抓？兩位領導對望了一下，其中一位說：“叫他們回去，就說我們知道了。”

唐克碧傳達了省委領導的指示後，眾人懷著很不解的心情，離開了省委大院。他們納悶，在這個非常時期，作為造謠惑眾的“反革命分子”，理應連夜逮捕，審訊，快速處置，為何置之不理？那晚，省委兩位領導深夜沉思，在想什麼不得而知，但看得出來，在那個特殊的時刻。他們對當時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在作揣測和判斷。

唐克碧從常委小院出來，傳達了省委“二趙”書記的指示後，眾人懷著很不解的心情，離開了省委大院。在夜深人靜的大街上，幾輛車內的人都沉默不語。他們納悶，在這個非常時期，作為造謠惑眾的反革命分子，理應連夜逮捕，審訊，快速處置，為何置之不理？形成戲劇性反差的是，那晚離開組織科後，我就沒把此事放在心上，因為在潛意識裏，完全相信組織上對我是瞭解的，問問就算了，不會對我怎樣，照樣呼呼大睡。哪知，組織上卻忙碌緊張了一夜，使我差點遭受牢獄之災，甚至危害到家人。到了10月21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的消息宣佈了，萬眾歡騰，舉國慶祝，結束了中國多年內亂的歷史。

後來，不斷有同事問我，難道他們對你的人品、工作、政治面貌還不瞭解嗎？為何要採用這種手段來對待你？我說:“在那個崇尚專政、專治的年代，人們的心靈、人性都發生了扭曲，塗炭了不知多少鮮活的生命。我是幸運的”。

（陳啟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