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柯慶施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麼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一生；另有人說，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他不早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筆者認為，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隨意抹紅火抹黑的。

我於1957年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志，並擔任評論員。在1958年到1965年的七八年間，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我不瞭解柯慶施的全部歷史，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年到1965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瞭解柯慶施的若干情況。

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柯慶施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把這份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運動，柯慶施對毛澤東的“領導意圖”也是心領神會的。他和陳丕顯一起，一面成天召開各界座談會，按毛澤東的佈置，“硬著頭皮聽”各界人士的鳴放意見，一面在內部排隊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裏，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上海市委常委)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響，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佔有不小的比重。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煉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煉鋼。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煉鋼?柯說城裡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煉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農堂煉廢鋼的怪現象。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

搞一言堂使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裏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

柯慶施在党員幹部大會上，多次聲色俱厲地批評有些幹部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指示市委機關今後不准跳舞，我也沒看到過柯在市委機關跳舞。可是，一次毛澤東來上海，准備住兩三天，柯連聲關照市委辦公廳要組織舞會。我去看了；毛澤東跳舞如同散步，而令我驚訝的是，柯慶施居然違反自己訂下的禁令，也走進舞池扭起來了。

在市委機關，有一位副書記和一位副部長喜歡歷朝字畫，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並選購一點，這件事被柯慶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會上，他多次進行批評，說有的領導同志不去基層調查研究，卻去淘古董，你們要風流，這是玩物喪志呀。對於這種任意上綱的批評，到會的人聽了無不驚訝。

柯慶施對報紙抓得很緊，他是認真貫徹毛澤東“第一書記要親自抓報紙”指示的。有一次，《文匯報》學術版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沈志遠的文章，說社會主義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政策，才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分配不當也會造成社會不公。柯慶施看了十分惱火，要我把《文匯報》總編輯找來責問：他(沈志遠)是民盟，是黨外人土，難道我們黨制定的政策還要他們黨外人士來解釋嗎?

勤懇工作，律己清廉

柯慶施在領導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線的錯誤，但在個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上，也有一些應該肯定的地方。他有政治頭腦，考慮大事，善於遇事作分析，盡管受“左”的思想體系的羈絆，但和庸庸碌碌、忙於事務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報。他白天開會辦公，晚上在家看書，批閱人民來信和找人談話，極少應酬和出外遊玩。晚飯後柯每天在宿舍院子裏散步，他經常叫秘書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詢問我一些問題，比如，“我看到人民來信說豬肉漲價，你到菜市場去看過嗎?”他從不問吃喝玩樂的事，也不談與工作不相干的事，邊走邊談，思想開放，聽得進意見，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臺上“做戲”的那個人，而是一門心思考慮工作的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還原為一個平易近人的人。

柯慶施在一些場合，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吹喇叭”，但他冷靜下來也認真進行調查研究。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需要調整，柯也感到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問題。他既對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標感至惰失偏頗，也對有人主張“大躍進”要下馬表示堅決反對。這時薄一波送給他一份關於上鋼一廠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缺乏分析，列舉了一大堆困難和問題，結論也比較悲觀。柯看了以後，要我帶一個工作組去上鋼一廠蹲點調查，我們深入調查了兩個多月。在我們調查期間，他要我向他詳細匯報了三次，他還專門召集市委常委會，要我根據調查發現的上鋼一廠存在的問題，就精簡機構、企業管理問題作專題匯報。調查完畢以後，柯又和我們辦公廳同志－起討論，寫了《不斷致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長篇理論文章。這次調查，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我認為柯慶施是費了一番心思的。

柯慶施的生活比較簡樸，除香煙不離手，偶爾喝幾口老酒外，沒有什麼更多的嗜好。應該說他是廉潔的，不像有的領導幹部講排場，搞宴請，下鄉時大吃大喝。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在臨近春節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裏談修改報告的事，忽然市府－位主管行政事務的於部拎著一隻金華大火腿送來，柯聲色俱厲地說：“你給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斷你的腿。”這位幹部嚇得拔腿就跑。

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