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裏，她成了媒體追蹤的對象，像個明星一樣被記者蹲守，記者們突破保安的防備，打開她家的大門

午後的香港東湧灣泛著粼粼之光，漁船悠閒地停泊在岸邊。連接東湧與機場島的跨海公路上，汽車來回穿梭。頭上的纜車索道持續發出單調的聲響，源源不絕運載著觀光的旅人。每隔幾分鐘，便有一架飛機從對岸的國際機場起飛，掠過上空。

在未來，這個運輸系統還將迎來它飽受爭議幾經挫折的新成員——全長50公里、預計造價700億元的港珠澳大橋——它由中央以及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資興建，建成後將成為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2016年，當你站在東湧堤岸眺望大海，將看到一段9.4公里的高架橋從對岸的景觀山架起，越過機場島與大嶼山之間狹長的海道，延伸至香港特別行政區，連接起主橋。

大橋原計劃2010年底動工。然而，眼下這裏仍土木未興，海水蜿蜒至遠方，沉默等待大橋的誕生。它在香港社會激起的千層浪，如今也慢慢歸於平靜。

過去一年，隨著66歲的東湧老太太朱綺華對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兩份環評報告提起司法復核，它遭遇停頓，又重新啟動。貫穿在其中的，是人們對於香港環評制度、政黨權力、民主與法治的重審、爭論與較量。

2011年10月25日，在朱綺華提出上訴申請的最後期限，她的代理律師黃鶴鳴仍未接到上訴委託，這標誌著案件完結，大橋複歸其發展軌道。一切都將如期進行，而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香港政府聲稱的65億港元。這65億的代價，考驗著香港社會對其核心價值的守護，也改變了老太太朱綺華的生活。

從東湧堤岸往回步行10分鐘，便來到了朱綺華所在的富東。這裏是香港的廉租公房，3座高樓屹立於此。過去半年裏，她成了媒體追蹤的對象。每天，幾乎都有記者守候在此，他們突破保安的防備，打開她家的大門，企圖讓她說出，究竟誰是“幕後黑手”，她是如何介入這場官司的……然而，更多的細節並不為人所知。

本刊記者見到朱綺華時，她剛從一趟旅行中回來，幾個月以來，她似乎已經消失在街坊的視線裏。為了看起來“不像個冤鬼”，她把頭髮剪短了。她眉頭緊鎖，直歎大氣。她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卻百口莫辯，飽受著自責的折磨。她急於從漩渦中擺脫，像是執行某個指令般反復念著“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知道”，可聽到街坊們的評價，又激動起來：

“你聽我說，我是想為大家好，不是為我自己，我問我自己，不是為利益。”

站出來，做戰士

事隔兩年之後，鄭麗兒終於站出來，第一次向媒體講述事情的經過。

時間回撥到2009年秋天，作為朱綺華的幹女兒，鄭麗兒記憶裏的朱媽媽是一名熱情、特立獨行的老太太。那時，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已被香港環保署批准，進入為期1個月的公眾咨詢期。作為富東的公民党黨員，鄭麗兒從議員林有嫻那裏瞭解到了大橋的造價和對空氣的影響。“她告訴我們，政府做了一個評估，但評估不是很詳細。對空氣的影響，都沒有正式公開地告訴市民。”

此時的鄭麗兒是富東東盛樓互助委員會的秘書，通過互委會主席、公民党黨員安劍英，她漸漸接觸到公民党的活動，覺得自己有義務向富東的居民傳播港珠澳大橋“被遮蔽”的另一面，便開始向民派發公民党的環評意見信，徵集簽名。

朱綺華也收到了鄭麗兒分發的信件。她們同住一棟大樓，已經認識近10年。“朱婆婆那時患有白內障，她一個人住，走路時常摔倒，於是我對她特別關注。”因為經常來往，朱婆婆認她為幹女兒。在鄭麗兒的博客，還能看到他們的親密合影——在鄭麗兒的宣傳橫幅後，兩人頭挨著頭。

再次聽說港珠澳大橋的消息，是環評報告順利通過後，鄭麗兒開始尋思自己能為此做點什麼。和鄭麗兒一樣，安劍英也關心著工程的進展，他對媒體承認：“公民党好擔心，如果港珠澳大橋落成後，東湧空氣污染會更嚴重，所以議員辦事處同街坊講，除非有人出面告政府，否則無可以做。”

一個尋常的下午，鄭麗兒買菜歸來，在樓下遇上朱綺華，兩人又聊起了大橋的進展。鄭告訴朱，“有些環保團體也說這些空氣微粒會影響心臟病、糖尿病的長期患病者。”朱點點頭，說自己就患有這些個病。鄭接過話頭，“這個對你有影響，對你的家人和小朋友影響都比較大。”在鄭麗兒的描述中，朱綺華為“政府欺騙市民”的行為感到憤憤不平，她滿懷正義地表示：“我們都是東湧人，我們要站出來，為東湧付出一份力。不單為自己，也為了大家。”鄭麗兒深受感染，說：“我也會站出來做戰士。”

在公民党的聚會上，鄭麗兒向黨員們表達了朱綺華的想法。當時，一直關注港珠澳大橋的公民党副主席黎廣德便做出判斷：“除非司法復核， 否則就難以叫停工程。”

“有人提議先找律師，律師再去找大學裏的教授研究具體的空氣污染，”鄭麗兒說，“他們找到了專家加以論證，專家的意見是，大橋製造的微粒會影響健康，可以根據這一點跟政府打官司。”

他們建議身患多種疾病、又領著政府救濟金的朱綺華申請法律援助，對大橋環評報告提起司法復核。此前，朱綺華曾和鄰居就空氣污染問題互訴苦惱，但不知道自己能為大家做點什麼。

2010年前後，鄭麗兒將公民党的方案傳達給朱綺華，她說這是唯一對抗大橋項目、保衛家園的方法——“我對她說， 我也是拿政府救濟的，我也可以站出來，但兩年後我要去參加工作，可能有影響。”根據鄭的描述，朱堅持要站出來。

之後，鄭麗兒帶著老太太去申請法律援助，隨即，公民黨員給了鄭一個地址。按著這個地址，鄭帶著朱進了香港市區，找到了身兼公民党執委的律師黃鶴鳴。

環保問題VS政治問題

如今，黃鶴鳴更願意強調他的律師身份。面對本刊記者，他反復聲明，自己是公民党黨員，更是一名律師。他堅持認為，是法律援助處委派他成為朱綺華的代理人，他不知道也不關心為什麼會挑選他。

鄭麗兒的印象裏，黃鶴鳴見到朱綺華後，一遍又一遍向她解釋官司的要點。他還告訴她，案件影響重大，可能會有媒體來找她。但朱綺華表示自己並不想出名——顯然，雙方均沒有預料到，輿論風暴如此猛烈。

在當時，他們面臨的棘手問題是環保專業難題。“打這個官司一點都不容易。” 公民党副主席黎廣德回憶，由於需要很多環保專家，而律師並不熟悉，所以他幫著找。

2010年1月， 朱綺華以7個申訴點向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復核。一年之後，其中一個申訴點贏得了官司。法官宣判，港珠澳大橋兩個香港本地工程的環評報告無效。

世紀工程停下了前進的步伐。那幾天，朱綺華為告贏政府興奮不已。但很快，事情變化超過了她的想像。就在大陸媒體為弱勢力量、香港法制羡慕不已時，香港社會卻回蕩著質疑和討伐之聲。

4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文章《網民斥公民党與港人為敵》稱，“公民党‘幕後操控’66歲老婦綜援(吃政府救濟金)朱綺華，濫用司法程序，推翻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報告，令工程被迫停止。”在部分媒體和政黨的描述裏，港珠澳大橋的司法復核案包含著不為人知的政治陰謀。

有議員感歎，“甯欺鄭汝樺(房屋及運輸局局長)，勿欺朱綺華。”他們批評公民党“不想自己出面，沒有親自提出訴訟，卻不惜利用一位目不識丁及領取綜援的長者”。

接著，一則“78項工程因此案判決而受阻”的消息，以隱匿信息源的形式，見諸報端，四處流傳。在接受採訪時，香港環保署助理署長謝展寰聲稱，“並沒有在公開渠道公佈這一信息。”

但耗資700億的大橋以及78項工程受阻帶來的不可預計的經濟損失，時時挑動著公眾的神經。

5月，建造業總工會40名代表遊行至政府總部，抗議環評報告司法復核影響工程進度及工人生計。他們高喊“反對基建工程政治化”，聲稱：“案件拖延基建發展，最多可能導致逾20萬名建造業工人失業或就業不足。”

同月，特首曾蔭權在香港立法會上，講述他看到北京上海迅速發展後，對香港“好事多磨”的基建和“持續競爭力”的危機感——“部分政黨、政客在大型基建項目快將上馬之際，借環保或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撓，為求達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損害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公民党的角色

9月27日， 二審宣判環保署勝訴。

法官同意環評條例要求“污染最小化”，但認為應該給予環保署長酌情權，裁定項目倡議人是否“採用最佳技術”把污染減至最低，因此被告並無違法。

判決當天，房運局局長鄭汝樺馬上宣佈——大橋復工。同一天，更讓人震驚的數據拋了出來——該局的新聞通稿披露，因此案影響，大橋香港段工程需增加65億元。

65億具體是如何計算的？

在回答本刊記者提問時，房運局書面答復——主要原因包括(i)須修改施工方法壓縮工程時間表，令大橋如期於2016年年底通車(有關工程費用增加約41.5億)；以及(ii)工程價格上升(有關工程費用增加約23.5億元)。

更多細節和運算法則，我們無從得知，但這並不妨礙“65億”的廣泛傳播——這相當於全港公租屋免租3個月，綜援戶奪取3個月綜援，若是政府派錢，每個人還可拿到1000塊。

與此同時，朱綺華終於被等待著她的記者攔住，面對香港有線電視鏡頭，她說自己“不是有心搞，而是‘他們’跟我說，我又什麼也不知道”，她還表示甘當“傻婆”，不會公開——“他們”究竟是誰？

朱綺華的這一番話讓那些對公民党的質疑再次洶湧重現，甚至有政黨登廣告對其進行揭露和批評。不幸的是，那幾個月，公民党同時陷入外傭居港案的輿論漩渦中——一些人批評公民党“禍港”，一個叫“護港力量”的團體還組織幾次千人遊行抗議公民党。

在香港中環，黎廣德站在“佔領中環”活動的喧鬧人群中，顯得有些孤獨。對有些質疑，他表現出不屑。在過去幾個月裏，他頻頻應戰，給政府挑刺。

他企圖向記者解釋清楚公民党在此案中的角色——“公民党和朱女士是整個環境運動中的不同部分。”他說自己的唯一工作就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