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媒體應更好承擔起社會道德構建的責任

子悠

內地近來挑戰社會道德底線事件和問題頻發,有關“道德滑坡”的討論也是不絕於耳。今年4月,溫家寶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今年10月,發生在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更是引發了一場關於道德危機的全民大討論。許多人開始反思,如何才能讓社會停止冷漠,如何才能止住道德的滑坡。在此背景下,內地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方媒體陸續推出道德建設專欄,這被外界視為官媒對中國官民“道德滑坡”焦慮的一種回應。據內地中新社報導,在此一批專欄開辦潮流中,人民日報的專欄名為“暖流”,在“開欄的話”中,該報編輯指,這個專欄“希望用善的目光,去發掘身邊的真和美,讓和諧的暖流浸潤你我的心靈”。新華社的專欄名為“道德視點”,其主旨是“聚焦平凡人身上的道德閃光點,發掘身邊的好人好事,彰顯道德的力量和光輝”。此外,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均在顯著版面和重點時段開設相關專欄。中國國家廣電總局近日也下發通知,要求各電視臺上星綜合頻道開辦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思想道德建設欄目。

不知此新聞報導在本澳市民眼中會有何觀感。但就新聞工作者而言,筆者相信定能夠從中看出兩個問題,其一,官方以通知形式要求開辦思想道德類節目,以及在日常報告工作中要求加入“弘揚道德”的內容,肯定是有妨礙媒體“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編輯自主”的意味(可以相信這一點應該是本澳傳媒工作者最為敏感和關心的問題)。其二,單就事實因果關係來看:社會道德有滑坡跡象,然後媒體針對性的進行正面的報導,達至弘揚社會道德、重構社會價值體系的目的,完全是在發揮媒體的作用,從媒體對社會的影響角度看來,只要是方式方法得當,這樣的舉措似乎也是可取的。就筆者看來,內地官方媒體的道德專欄開設,以及國家廣播電視主管部門的有關通知本質上所體現的是對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視和要求,或者再進一步說應該是如何在自由和責任之間取得平衡,在促進社會道德建設上發揮好媒體的作用。由此,筆者聯想到本澳的媒體,是否也應該考慮在社會道德建設中更好發揮作用?

當然,要討論媒體在社會道德構建中的作用,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社會道德,進而考慮的我們社會現實的需要。社會道德又稱“公德”,是指人們在履行社會義務或涉及社會公眾利益的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道德準則。與“私德”相對。公德指與組織、集體、民族、社會有關的道德,私德指個人品德、作風、習慣以及個人私生活中的道德。社會公德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根據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如遵守公共秩序、講文明、講禮貌、誠實守信、救死扶傷等。它對維繫社會公共生活和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作用。簡言之社會公德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群體,在歷史長河中,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積澱下來的道德準則,文化觀念和思想傳統。社會公德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約束著我們的行為。只有遵守社會公德的人,才會被人們所尊重。那些違反社會公德人,將被人們所不齒。社會公德的內容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歷史的演變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澳門長久以來都是一座安靜的小城,但現在也是一個蓬勃發展的“賭城”和多級大都會。雖然已經經過回歸以來十餘年的的告訴發展,但是不可否認整個社會其實並沒有真正適應澳門的巨變,澳門社會還是處在轉型期過程中,傳統的價值觀念、社會習俗在經濟急速發展、社會環境日趨複雜的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淡薄和不適宜。於此同時,許多的涉及社會道德和社會價值的問題也逐漸在社會上顯現,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博彩業特殊性質所引起的急功近利心態蔓延,圍繞博彩業周邊利益衍生出的罪案也逐漸增加,高利貸、禁錮,甚至兇殺等問題越來越多。調查顯示,社會病態賭徒比例也是逐年攀升,調查資料顯示現今的病態賭徒已經近占人口的約3個百分點,而受影響的包括其家人在內恐怕要數萬人。再就是作為社會最小細胞的家庭也受到衝擊,澳門離婚率經歷2003年、2007年兩個高峰後,2008年開始連續三年以約3%的增長率逐年攀升,去年達28%。分析人士認為,傳統婚姻價值觀的轉變是離婚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而青少年方面,由於缺乏正確的社會價值和道德觀念,青少年行為偏差個案明顯增加,犯罪數字也不斷上升,而犯罪年齡更是出現下降趨勢,這一切都不得不引起社會的重視。記得在之前,曾經有議員在立法會感慨“澳門社會病了”,當時他是這樣說的:“現在社會上人人說‘敬老愛老護老’、‘原居安老’,但護老院打算設在老城社區就遭到反對和抗議;人人說‘浪子回頭金不換’要支持接納,更教小朋友‘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但對有意以美沙酮取代毒品,期望重過新生的人卻拒之千里,連只是借個空間做康復治療都令居民百般擔憂。不但黑沙環衛生中心開設美沙酮服務站受附近學校家長及居民反對,早前在三盞燈區建倉儲式停車場、聖老楞佐堂興建垃圾回收站等關乎社會民生的設施都因遭到自私心態的反對而擱置……”當然,與該議員當時的重申觀點一樣,筆者自己亦不相信澳門人是“凡事只顧自己利益,不肯為大眾公益付出”的,之所以出現辭謝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道德”上出現矛盾。

因此,即使是如當初“小悅悅事件”發生後,內體媒體結合本澳社會法律現實討論認為,澳門發生類似事件的機會不大,但是卻也不能完全認為澳門社會道德的建設就可以令人放心和置之不顧。反而應該作為一個持續性的工作不斷加強。而新聞媒體處於社會道德建設的前沿,具有覆蓋面廣、滲透力強、影響力大的優勢,當然應該在道德建設過程中肩負起不可推卸、不可或缺的責任。正如研究學者所言:隨著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多變,人們對外界的認識越來越依靠各種媒體,媒介成為人們認識的導航圈,“它迫使人們超越狹隘的經驗,學會更多的憑藉大眾傳媒所提供的間接資訊和話題去認識世界,勾勒、修改頭腦中的關於現實世界的圖”,大眾傳播已取代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成為社會輿論傳播的主要管道,傳媒在受眾道德素質形成、鞏固和提高過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個體道德認知、情感、意志、行為越來越多地受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受到媒介輿論的影響。“媒介權力通過控制資訊載體,傳播特定的‘符號——意義’體系,構建人們的認知概念世界、價值系統,形成對人們社會行為的隱性支配。”

正如我們前面所言,媒體對自由有著天然的要求,否則根本不能自如的發揮作用,即使是想在社會道德建設中發揮作用,恐怕也會受到種種的掣肘。但是以澳門媒體的實際情況看來,自由這個方面根本不算是問題,畢竟,澳門絕大多數媒體屬於私營的特點決定了其不必受到外部不可抗拒的阻力或壓力,比如政權的壓力。況且特區政府也是多次重申政府堅決維護新聞自由,無疑對新聞自由進行干涉。由此可見,澳門媒體在社會道德建設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最根本的因素應該是在自身。

其實,在討論媒體在社會道德構建過程中發揮作用之前,不能不先客觀對媒體顯示的運作對社會道德之影響作出分析。當然,已經存在的不利影響也不容忽視。內地有學者曾認為,新聞媒體對社會道德建設背道而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導向錯誤,極少數媒體對副刊、情感故事欄目等文章把關不嚴,導致一些觀點與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不符,有的強調脫離集體和國家的個人利益,有的崇拜及時行樂、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有的充斥消費至上、拜金主義的觀念,有的甚至宣揚錯誤的觀點;二是內容失實,一些記者好大喜功,缺乏冷靜理性的頭腦,採訪不紮實,一味追求道德模範形象的“高、大、全”,在作品中“合理想像”,隨意拔高典型人物,有的還將事蹟張冠李戴,反而引起受眾反感,否定或認為某些正確道德觀念是虛偽和不切實際;三是媚俗化,有的媒體為了追求所謂“賣點”,追奇獵豔,格調庸俗,充滿低級趣味;有的報刊週末版或是電視娛樂節目,到處是某某揭秘、某某內幕,炒作明星的奇聞逸事,熱衷於“老少戀”、“新舊戀”、“婚外戀”、“戀外戀”,宣揚暴力、兇殺、跳樓、賭博、吸毒;四是有償新聞,亦即刊播特定的所謂“軟廣告”性質的新聞,不僅讓受眾對媒體的職業道德產生懷疑,給媒體的道德建設宣傳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五是不良廣告,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廣告而生存和發展,可是,不少媒體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不惜犧牲社會效益和責任良知,在刊登廣告時把關不足,虛假誇大廣告,以及用語粗俗,內容設計不雅的廣告隨處可見,不僅污染視聽,且充斥不健康內容,存在性暗示或暴力傾向的廣告,違背社會道德規範,損害消費者的權益,毒害青少年的心靈,成為道德建設的一個重大污染源。

將上述表現與本澳媒體一一對應的話,很慶倖的是本澳媒體的不良表現並不嚴重,但是卻不是沒有。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相當嚴重。最為直接的當然是博彩方面的新聞和廣告,最簡單的表現就是,媒體上整日見到某某人在什麼娛樂場一賭成為富翁,試問怎麼能不對受眾的心理產生影響和誘惑?而一些涉及色情的廣告就更不必多說。當然,這些都是由於澳門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可是這些負面影響也是不能回避的。

新聞媒體要在社會道德的構建中發揮更好作用,具體的表現應該是通過不同形式的新聞作品,應告訴受眾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醜惡,什麼是健康的道德觀,什麼是消極的道德觀,以此來反映輿論和引導輿論,推動社會道德的進步與發展。而在具體工作上,就需要關注到又一個平衡問題,首先,要推動社會道德構建,大力宣揚和報導正面資訊、正面人物是必然,但是對社會存在的負面內容如何處理?忽視肯定是不可能,過分宣揚更是不可以。要取得平衡可以說是對新聞媒體的一個挑戰。筆者認為,這需要媒體提高報導水準和宣傳藝術,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提高新聞宣傳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實效性。

具體來說,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