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國稅收已超過3萬億。2006年稅收再增長6700億元，2007年上半年同比稅收再增5600億元，一年增加1萬億元，稅收接近5萬億元已不在話下。但是，近年來，貧困人群深感“公共產品”嚴重的供給不足，且高收費一直是嚴峻的社會問題，要扭轉這一困局仍然面臨公共開支的約束，關山難渡雄關如鐵。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公共支出的重心應從經濟建設支出轉向教育、科技、醫療衛生與社保等支出，這方面的支出增長應大大超過其他方面的增長。但是，實踐的結果，許多過去由國有企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支出責任，在企事業單位進行市場化改革後轉嫁給了個人。

中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始於1998年。中央一再宣示：從1998年開始，財政體制從“建設性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但與此相悖的是，從1998-2005年期間，全國財政在教育、科學和醫療衛生領域的支出比重不升反降。

數據證實了這個讓人難以理解的現實：1998年，全國財政支出中用於教育的比重為13.1%，科技支出為3.3%，衛生支出為3.8%，三項支出合計所占比重為20.2%。到了2005年，這三項數據分別降為11.7%、2.9%、3.0%，分別下降了1.4%、0.4%、0.8%。科技投入最高是1960年，占GDP的3.32%，2004年只有1.23%。黨的“十六大”決定，教育投入應占 GDP的4%。而2006年全國財政支出4752.7億元，教育僅占GDP的2.27%，教育的財政支出比例，2006年比2005年下降了8%。

這是一個好信號。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將達到3397億元，2007年將接近4000億元，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5.3%；科技支出為716億多元，占3.2%；社保和就業支出為1859億多元，占8.4%。以上三項社會性支出加在一起，占全部中央支出的比重為26.9%。“但願長進不再退”，這是人民的期許。

除了利益格局難以撼動，中國公共財政體制進程不進反退，這與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始終以“存量不動，增量調節”的方式進行有關；因其過於依賴增量資源，導致改革進展緩慢。

分析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中央財政總支出22222億元，其中9525億元用於中央政府支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補助支出為12697億元，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對地方的稅收返還。這部分資金要按照來源地的屬地原則，無條件返還給地方政府。 此外，其中三分之一屬於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先分到各部委，再逐級下撥，資金撥付和使用中形成的利益格局，使本來用於特定政策目標的專項轉移支付，逐步轉變為相關部委及地方政府固化的利益；在政策目標發生變化或不再承擔相應職責後，對應的資金安排常常不能隨之進行調整，出現專項資金財力化的傾向。

這樣，2006年，中央用於均等化公共服務的資金，即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所有補助和稅收返還資金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目前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的主要來源，是2002年實施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後中央集中來的收入。中央均衡地區間公共服務的能力大小，取決於每年從所得稅分享到的增量收入的多少。

截止到2005年，這部分資金規模達到1100億元。這與1995年21億元的規模相比增加不少，但絕對規模太小，限制了中央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的能力，中央能用於增量調節的資金非常有限。

李金華指出，2005年審計署抽查20個省市地方預算3444億元，列入地方預算，約占中央轉移支付7733億元的44%。也就是說，中央轉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

2006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是公共財政的題中之意。但這項政策要付諸現實，政府同樣要面臨一個問題–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從何而來？

2006年全國財政支出增加4665億多元，增長13.8%，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將達3397億元，比2005年增加422億元，增長14.2%，2007年又增加420億元。但這些所謂用於“三農”的支出項目，包括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稅費轉移支付、農村教育衛生科技支出、農林水和氣象、扶貧、農業綜合開發等。僅僅33800億元的資金，卻要用於農村生產、政權運轉、事業發展等廣泛的領域。而據專家估算，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僅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就需投入約5萬億元。

無論如何，2006年中央財政社會性支出比重微弱回升，是一個積極的趨向。若能以此引導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也向這一方向轉變，意味著中國建立公共財政的進程出現歷史性進步，自1998年以來社會性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將隨之逆轉。 問題是，社會性支出比重上升的態勢能否持續，取決於中國財政的分配模式能否得到改變。顯然，“存量不變，增量調節”的財政資金分配模式，已使公共財政的改革逡巡不前，進退失據，已難以為各項改革與公共財政體制提供必需的資源。

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後，大部分錢經營城市，改造城市，建高樓大廈，結果政府辦公樓一個比一個漂亮，廣場一個比一個氣派。中國地一級政府辦公樓，很多都比美國同等規模的政府辦公樓漂亮得多。兩院院士、原建設部前副部長周幹峙指出，一年7萬億元的城市建設，決策浪費、規劃不當、設計問題、工程質量、大拆大遷，一年浪費7000億元。國土資源部最近指出，已出讓的土地，有三分之二閒置。這在歐美是無法辦到的，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不支持的事情或反對的事情，輿論會鋪天蓋地，惡評會勢不可擋，國會和議會院外壓力集團可推翻政府的任何預算。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政府應充當服務型角色，著重解決老百姓更迫切需要解決的教育、衛生、住房、治安、司法、環保等問題。

現在我們的政府主要精力還是在經濟發展的第一線，依然在做市場應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著如何招商引資，沒有真正承擔起政府應做、可做，而市場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對公共需求品考慮不夠，富餘的財政收入也沒有及時向公共事業傾斜。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帶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美其名曰的“公共產品”也可能異化為向“既得利益”的強勢集團傾斜。

與2006年相比，2007年首先應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與消費或者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不從根本上調整這個大關係，只是調整後面的某些關係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現在首要是大的分配關係非常不合理，如占人口10.6億的縣鄉財政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21.2%，僅能滿足其支出的58.9%。義務教育，鄉鎮負擔78%，縣9%，省11%，中央負擔不足2%。中央、省共50%才合理。如2005年我國的投資率達到了48%，按調整前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國家統計局公報是18.2萬億元，投資為8.8萬億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積累，積累率已經超過50%，這在其他國家是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由於投資率或者說積累率太高，消費率必然就太低，分配給群眾的消費基金太少，群眾的收入水平上不去，購買力明顯不足。其結果，就必然會出現產能過剩，許多消費品賣不出去。在國內賣不出去就只好想辦法低價出口，拿到國際上去銷售，就必然會產生很多國際貿易糾紛。

國家財力不足是一個十足的偽問題。中國目前不是資金匱乏，而是資金嚴重過剩，產能嚴重過剩！以致出現“流動性氾濫”。《瞭望新聞週刊》最近報道，中央各部委、各省廳局、地市黨政機關，甚至邊遠窮縣，各類“培訓中心”有幾萬家，各級駐京辦事處也是一萬多家，一水兒的星級標準，國際水平的游泳館、網球館、保齡球館、桑拿、美容、歌舞廳等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公吃、公喝、公玩和“賬外賬”、“小金庫”，成為腐敗滋生的“溫柔富貴之鄉”。幾萬座大院、幾萬幢大樓，統統收繳上來，面向社會拍賣，就此一舉國庫可增加幾萬億公帑，建一套初級水平的全民低保體系，綽綽有餘。

（張木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