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迪禹

2011年9月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詳細闡釋了中國選擇發展道路的方向以及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意義。引人注目的是，通過這份白皮書，中國官方首次明確界定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正如學者所說，中國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它表明了中因政府的立場，明確向世界宣告：在中國國家利益上，什麼是不可碰觸、不可逾越的紅線，如果外部勢力冒犯這條紅線，將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因此，“白皮書”這段表述立即引起各方熱議與國際關注。在國內，學界和民眾在予以充分認可和肯定的同時，也不乏異議。有人提到，本次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尚嫌籠統含糊，不夠清晰明確，因為這幾條似乎適合一切國家，也適合一切時代，未見反映中國在國家利益方面面臨的迫切問題，範圍過於廣泛，對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甚至沒有提及：換句話說，這樣的界定對於中國具體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是否具有絕對的指導意義，就成為了一個疑問。

中國為什麼這樣界定自己的核心利益？我們需要走入歷史，回溯世界與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認知之路。

國家利益是什麼

那麼，國家利益到底是什麼呢？利益本質上源於需要，也就是說滿足人們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東西都可稱之為利益。中國學者閻學通教授在《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中言簡意賅：滿足一個民族國家全體人民合法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承認和尊重。尤其對大國來說，在許多情況下精神的重要性不亞於物質需要。

實際上正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國家利益的理解，是非常見仁見智的。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什麼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會有不同的答案。軍事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經濟學家可能用它指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和穩定的成長。戰爭時期，國家領土安全和人民的生存會是政府最關注的國家利益；和平時期，經濟發展和社會內部穩定會是國家最重視的國家利益。火槍的研發曾經是國家軍事力量的證明，如今核武器與航空母艦等軍事技術和力量等內容則成為焦點。英國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海軍力量，而俄羅斯和德國則在陸軍的發展方面下了更多功夫。

國家利益的內容是動態變化的，也是紛繁複雜的，因此需要對國家利益進行分類和主次排序，這樣才能明確對哪類國家利益使用更多的政治資源。其實分類的標準很多，閻學通按照內容分類把國家利益分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他認為國家的政治利益是各種利益的集中表現，其核心是國家主權。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時，其他國家利益才可能得以實現。經濟利益是最經常性的國家利益，當國家生存安全有了基本保障時，經濟利益則會上升為國家日常對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內容。文化利益是國家利益的精神方面的重要內容，是較難實現的國家利益。這就比如中國目前的國力已經世界第二了，但是中國提供的政治思想卻並未完全被西方國家認同和接受，但同時文化利益也很重要，因為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影響力，不僅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使自己的對外政策具有相當程度的合法性，在關鍵時刻甚至可以拯救國家危難。比如1940－1941年秋冬之際，當英國面臨被侵略的危險時，它的威望毫無疑問影響了希特勒對是否入侵英國的判斷，而當時英國的實力遠遠不如它的威望。簡言之，英國虛張聲勢的基礎是國家威望，其本質就是閻學通所提出的文化利益內容之一。

9月6日中國發表的“白皮書”，明確界定的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是按照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進行分類的結果，一般來說，國家利益可按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等層次進行分類。閻學通認為，核心利益等同于生存利益，是關係到人民生命安全、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生活長期穩定的利益，包括全體公民的生命安全、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經濟獨立、政治制度延續等等。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則認為，核心利益涉及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根本，往往關係到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或者是其主權，或者涉及到該國特殊的歷史，比如臺灣問題、海洋邊界問題等等，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當，會引起民眾情緒波動甚至造成重大傷害。

早在2000年，由小布什智囊團成員阿米蒂奇和斯考克羅夫特等人參加的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就完成了一項關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研究報告。報告將美國國家利益分為“生死攸關的利益”、“極端重要利益”和“重要利益”，並設定了與之相配合的軍事行動等級。具體說，比如當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不論是否有盟友參與，美國都會採取單邊行動；而對於極端重要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美國會在同樣受到生死攸關利益威脅的盟友的合作下參與行動；對於重要利益，美國則個案處理，並且只有在低代價和其他國家分擔最大費用的情況下才參與軍事行動。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對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沱生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認為，美國所謂生死攸關的利益，大致等於中國“白皮書”中所提及的核心利益。而重要利益一般是說在重要性上次於核心利益，可以包含國家形象的表達和維護，國家在海外的一些經濟利益等等。一般利益則可以包括國家擴大出口的市場，與其他國家進行的文化合作等等。

國家利益認知的中國之路

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認識和表述，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張沱生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談到：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更多是在強調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國際主義跟愛國主義相結合等等，但是在諸如中國於上世紀50年代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提法，其實這也是對國家利益的表述，只是這種表述顯得過於“隱蔽”。王逸舟則對本刊記者表示，在那個時代，中國的國家利益不僅僅是不明確的，甚至是忌諱的。“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的基本目標，為了這個目標而放棄甚至犧牲自己的福利、生活都是應該的，這個時代談論國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反而是狹隘、自私的表現。這時大家對界定國家利益畏手畏尾。這是當時政治的意識形態化的反映，或者叫冷戰時期形成的特殊思維。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歷史文獻中和其他事例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例子。

天安門城樓上，懸掛著這樣兩句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彰顯的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精神。這兩條標語從新中國建國後不久就懸掛在城樓上，其中的後一條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迄今已近60年而未有改變。

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有這樣一段表述：

我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策，已經獲得成就，今後將繼續貫徹。在國際事務中，我國堅定不移的方針是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在這裏，國家利益表述含混不清，而“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崇高目的”則更顯突出。

在1956年中共八大報告中，劉少奇是這樣結尾的：

“如同我們黨在國內依靠著我國人民群眾的支持一樣，在國際上，我們依靠著各國無產階級的支持，依靠著各國人民的支持……

中國革命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在我們的成就裏面，包含著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奮鬥的成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此謹向各國兄弟黨，並且經過他們向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謝和敬意，並且保證同他們永遠團結一致。

讓我們全黨同志永遠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永遠同全國人民群眾團結在一起，永遠同各國工人階級和全世界人民團結在一起！我們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一定要勝利，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們的勝利！”

在“文革”後期1973年召開的中共十大上，周恩來總理這樣表達中國的主要國際任務：“在國際，我們當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加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堅持到底。”

隨後於1975年頒佈的憲法，關於國家利益的表達，依然隱藏在國際主義的背影中：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文革”後於1978年頒佈的憲法，則突顯了當時面臨的緊迫任務：

“臺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同各國的關係。我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按照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加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聯合一切受到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侵略、顛覆、干涉、控制、欺負的國家，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反對新的世界戰爭，為人類的進步和解放事業而奮鬥。”

從這些表述中，人們很容易聯想到中國古代的義利之辯。中國傳統土大夫的觀念是重義輕利，人們在交往中恥於言利，甚至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之說。孟子去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