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鄧小平的信抄寫完，已是深夜，中央音樂學院教師儲望華騎車將信送到鄧啟元家。像接力賽跑一樣，鄧啟元在家門口接過信，立刻騎車給叔叔鄧力群送去。兩天后的1977年12月11日，鄧小平的批示下達，改變了許多熱愛音樂的青年人的命運

1977年的中國，湧動著一股改變的力量。這一年10月，教育部宣佈，恢復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考。

11月初的北京已進入初冬。位於鮑家街43號的中央音樂學院門口，佇立著長長的報名隊伍。上海、廣州、成都的招生現場也同樣火爆。

最終，報考人數達到空前的17285人。

經歷了文革10年的斷層之後，生源質量究竟如何，招生的老師們心中也沒底。可是在隨後的考試中他們發現，這批衣著簡陋、目光熱切的年輕人中，可謂藏龍臥虎。許多人的樂感、演奏技巧和樂曲表現能力，好得讓他們吃驚。

但是，這一屆的招生名額只有105人。也就是說，錄取比例僅為0.6%。

“做老師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進來。看著這麼多優秀的學生進不來，你說我們是不是特別著急？”在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師宿舍裏，曾經擔任過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附中校長的左因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作曲系“夢之隊”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發《關於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招生問題的通知》，並附有《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簡章》。

此時的中央音樂學院，仍沿用文革時的名稱——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簡章》提出“自願報名、全面考查、綜合平衡、學校錄取”的招生辦法，並下達了招生計劃：28個專業，總計招收105名。

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1號樓前的籃球場上，黑壓壓的都是考作曲系的人。視唱練耳考試在一號樓3層的大教室進行，沒有桌子，考生們把考卷放在膝蓋上寫。

作曲系青年教師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

考點設在上海音樂學院。整個上海地區有5132人報考，僅次於北京的6517人，其中報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

“為什麼文革後第一次高考報考音樂學院的這麼多？一個是大家喜歡，還有就是文革時到樣板團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多，積壓了10年的人都來了。”李西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後來成為了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人民音樂》主編。

當年才19歲、很有活力的譚盾給李西安留下了很深地印象，“我問他拉過什麼練習曲，他說拉民歌。後來他拉了一個自己的作品《鐵牛進山》，很有味道。”

考試分筆試和復試(面試)兩輪。作曲系的筆試題目除視唱練耳外，還包括作曲：給幾個音，寫一個樂段；給歌詞，為其譜曲。

“為了把考生筆試的卷子改出來，確定參加復試的人，我們兩個老師三天三夜沒有合眼。”李西安說。

一個叫林德虹的考生的答卷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林德虹將樂段寫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鳴曲，包括主題、副題、過渡、結束等，而且仔細標明樂器。而他譜寫的歌，是一個四部合唱。

經過復試，選出了10個人，包括譚盾、葉小鋼、陳其綱、胡詠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在李西安眼裏，他們每一個都很出眾：葉小鋼，典型的上海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小夥子，父親是著名音樂家葉純之，外形清秀氣質浪漫，才華出眾；陳其綱，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畢業，雖然當時作曲不突出，但音樂基礎均衡；胡詠言，21歲，曾創作悼念周恩來的大型交響樂《安魂曲》；金月苓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在馬路邊拾到一分錢》的作曲，早已經家喻戶曉。

李西安不忍取捨，與上海招考區的總負責人商量，請他向學校申請增加名額。

各地入選考生的資料被拿到全系老師參加的匯總會上，學生的試卷一一鋪開。林德虹的作品引起了懷疑。“系裏的楊儒懷教授，是我的老師，說‘我不信，拿來彈彈’，於是把奏鳴曲從頭到尾彈了一遍，最後說，‘不是瞎胡鬧，不是瞎胡鬧’。”李西安說。

作曲系的考生人才濟濟，在學校都傳開了。但全作曲系一共才10個人的名額，這些天才，註定會有人被擋在門外。

但，他們遇到了“貴人”。

“老3樓”的圈子

鄧啟元，總是目光炯炯，因此被朋友們起外號“瞪(鄧)大眼兒”。他是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68屆學生，畢業後分配到鐵路文工團，家住大六部口街。

鄧啟元和儲望華是文革時搞文藝小分隊時結識的“哥們兒”。鄧啟元下了班，常常回母校找儲望華聊天。

儲望華是儲安平之子，1952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主修鋼琴，15歲就創作了二胡獨奏曲《村歌》，在全國音樂周公演，被《人民日報》稱為“帶紅領巾的作曲者”。1958年，17歲的儲望華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後留校任教，在文革中創作了著名的《黃河鋼琴協奏曲》。

楊峻、潘一飛和儲望華同為鋼琴系青年教師，且都住在音樂學院老3號樓宿舍，也便和鄧啟元混熟了，常聚在一起。楊峻的妻子、管弦系青年教師左因也常常參與，老3樓一樓的楊家便成了他們的據點。

左因人脈廣，常熱烈地說起聽來的各系的招生盛況，其他人也紛紛興奮地說起自己所知的情況，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眼看著這些難得的、多少年才積攢下的音樂天才們沒有機會入學，大家都替學校深感惋惜。他們太知道考生的不容易了。

左因說起，管弦系有個吹圓號的考生，晚上沒錢找地方睡覺，就乾脆睡在馬路邊的警亭內。

左因1965年從蘇聯留學歸來，心懷報效祖國、為母校培養音樂人才的強烈願望，可回來沒過久就遭遇文革，抱負未酬，很希望能為學校留住人才。她熱心地轉述了從李西安那裏聽來的作曲系上海“夢之隊”的情況：

林德虹，不遠千里從東北到上海應考，要乘坐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艱辛，琴被摔出了個破洞，他就用這把已經走音的破琴應考。

葉小鋼，因為父親葉純之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多次報考文工團而不得。

“我在造紙廠做鉗工做了6年，每天早上6點上班，晚上8點左右回家，搞音樂的機會幾乎沒有。所以我們是異常徘徊、迷茫、痛苦的一代。”在中央音樂學院的辦公室裏，現為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的葉小鋼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說者無心，聽者鄧啟元卻有意了。

上書鄧小平

從鄧啟元住的大六部口街到叔叔鄧力群居住的南小街，要穿過長安街，騎車大概30分鐘。鄧力群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鄧小平班子中的重要一員。

鄧啟元經常去見叔叔。“我記得他當時主管文化、藝術、教育、科學這一塊，所以我經常去他那兒向他彙報一些文藝界的情況。”鄧啟元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有一次，鄧啟元向叔叔提及中央音樂學院招生藏龍臥虎卻名額極其有限的情況，鄧力群聽後非常激動。他讓鄧啟元立即組織幾個人，以最快的速度寫一份書面報告，直接向鄧小平反映，還可以提出一些具體要求和解決辦法。

當晚，鄧啟元立刻騎自行車從南小街趕到鮑家街的中央音樂學院，找到儲望華。

喜出望外的儲望華立刻找到楊峻、潘一飛商量此事。在楊峻的家中，大家熱烈籌劃著，如何搜集材料，又如何寫報告。

最後，大家確定了分工。左因負責收集各系材料，楊峻負責起草和執筆，潘一飛作改定。

起草大概花了三四天。這期間，鄧啟元幾乎每天都要去小南街向鄧力群彙報進展，徵詢意見。

這一天，鄧啟元又帶來了鄧力群的意見：因李春光在文藝界的影響，應邀請他參加，並建議李春光的署名放在第一個。

李春光是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青年教師，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連鄧小平都知道中央音樂學院有這麼一個敢說真話的年輕人。

那是1975年夏，李春光在學校貼出了一張針對電影《創業》的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轟動全校。鄧啟元在鄧力群的授意下特地去抄錄了大字報，經由鄧力群、胡喬木送到了鄧小平手上，鄧小平又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退交鄧小平保存。

鄧力群的第二個建議是，應在寫信人員中增加一名中層幹部。大家商量後，決定請鋼琴系支部書記崔靜媛加入。崔靜媛欣然同意，和左因一起，負責搜集各系材料。

聯繫上李春光時，李正在北京市人大開會。他得到消息，匆忙趕到楊峻家時，信已經基本起草完成。

李春光看完信後說：“你們寫得很好，我看完都很激動。”他又提了些建議，作了修改。

定稿後，楊峻工整騰抄：

敬愛的鄧副主席：

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向您報告，由於華主席、黨中央的英明領導和正確的方針、路線的指引，我院今年的招生工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不少考生手捧著剛剛領到的准考證熱淚滾滾，激動地說：“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我們哪有機會來報名啊！這是華主席、黨中央給我們的權利啊！”

經過幾天的初試、復試，已經充分顯示了這次高考改革的巨大優越性，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國以來歷屆招考所不可比擬的。素質好、有音樂才能、有培養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湧現，喜不勝收，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我國音樂事業即將和其他各條戰線一樣蓬勃發展的動人情景……

信末，他們提出建議：“能否不受目前名額限制，將確有培養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學標準的青少年留下入學，以便為國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養藝術人才？琴房緊張，我們再儘量克服，擠了再擠，並進一步提高教室、琴房使用率。”

所有人簽名後，將信裝入大信封，鄭重地寫上：鄧副主席親啟。

此時已是深夜。儲望華手持信件，火速騎自行車送到西單大六部口鄧啟元的家中，鄧啟元已經得到消息，在大六部口等著，他接過信件後，就像傳遞火炬接力棒似的，隨即又蹬上他的自行車，穿過熟悉的東西長安街，飛奔到他叔叔鄧力群家。

兩天后的12月11日，鄧小平的批示下達：“看了這封信反映的情況，很高興，建議予以支持。華主席，先念，登奎，烏蘭夫同志閱後交文化部黨組處理。”

鄧啟元接到堂妹、鄧力群女兒打來的電話後，激動不已，推起自行車，就去了中央音樂學院。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