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教青局數字顯示，2009/2010學年本澳高中生升大率86.2%，近年均有增長趨勢。澳門高等教育制度已形成多元化、多選擇的特色，並邁入普及性高等教育，廣大市民有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筆者認為，在這個基礎上，本澳應著手考慮如何培養更高素質的人才，如適度推進歐美式的精英教育。

本澳高等教育需關注品質

根據資料，1553年至1849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在澳門形成了中國主權、葡萄牙人管治的特殊二元制社會，中葡各自在澳門辦教育，從而形成了兩種不同教育體系。

從1594年葡萄牙人創辦的聖保祿學院起，澳門的高等教育拉開帷幕。但因歷史原因，澳門的高等教育一度中斷、空缺，很多澳門學生到香港和臺灣等地就讀大學。這段時間，因澳葡政府實施的教育行為限於葡萄牙的利益，並未為澳門的發展做長遠規劃。

1981年，3位港商在澳門興建澳門東亞大學，面向香港招生，澳門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誕生。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發佈後，澳門回歸事實既定，澳葡政府出於“後殖民主義政策”的考慮，把澳門教育擺上議事日程。1988年澳葡政府收購私立澳門東亞大學，同年成立了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1991年澳門東亞大學易名為澳門大學，原澳門東亞大學的理工學院分離出來，成立澳門理工學院。

1992年，聯合國大學國際軟體技術研究所在澳門成立並開始運作，緊接著，旅遊學院開辦，隨後幾年，另外六所私立院校相繼出現，包括澳門歐洲研究會、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管理學院、澳門科技大學以及中西學院。

到澳門回歸前夕，澳門高等教育在不到20年時間內，由僅有的1所大學增加到12所院校(所)，逐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其中3所公立院校歸社會事務與文化司管轄，70％撥款來源於政府。

澳門回歸後，3所私立院校相繼成立或升格成為高等院校，高校數目達到10所，高等教育課程學生人數由10年前約8500人增至今年逾32000人。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逐年上升，高等教育已由精英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並向著普及化階段邁進。澳門高等院校教學人員由1999學年至2000學年的783人增至2008學年至2009學年的1951人。辦學設施日臻完善，部分院校還建立專門研究所或實驗室，例如澳門大學的中華醫藥研究院、澳門科技大學的澳門健康藥物研究所及月球與恒星探測科學應用研究聯合實驗室等。同時，各院校還與大陸和國際知名大學簽署學術交流、交換生、合辦課程及科研合作等協議。

回歸後，各院校開辦的不同層次高教課程也大幅增加，新增專業範疇包括中醫學、中藥學、電子商貿、中英翻譯、物流、心理、歷史等。澳門理工學院還與外地機構合辦各種語言研究及測試中心，以滿足各行業的人才需求及市民持續進修的需要。

同時，澳門中學畢業生升讀大學的比率較高，差不多八成以上可以升讀大學本科，比香港中學生升大學的比率高出約兩倍。除澳門本地高校外，中國內地一些高校和臺灣的幾所高校也在澳門錄取學生。澳門本地學生占高等教育註冊學生的比例為７１．４７％，其中在全日制高等教育學生中已占９４．２％，其餘學生來自２５個國家和地區。

按照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的說法，回歸後本澳高等教育狀況是“規模擴展，素質提升，發展平穩。”筆者認為，其中的“規模擴展”是達到了，但“素質提升”則仍有不足，本澳高等教育下一步的重點工作，應該是關注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品質。

本澳人才培養要加強競爭

特區政府在高等教育培養人才上採取了很多政策措施。據高教辦主任蘇朝暉表示，當局正開展一系列工作，包括修改《高教法》、籌設高等教育基金、改組高等教育行政部門和草擬評鑑質素保證的相關法規和制度，支持本澳的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發展，培育人才。

政府將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院校的自主性和問責能力，將建議在未來修訂高等教育法時，放寬公立高等院校人員薪酬，並在待遇和人事制度上創設更好條件，吸引優秀的科教人員來澳發展；亦將透過財政撥款使私立高等院校擁有更充足的資源，提升吸納人才的能力。據透露，正修訂的《高等教育制度》法案將修改高等教育學位制度，建議建立以學士學位為主的大學教育與以碩士和博士學位為主的研究生教育。希望透過修訂高教法，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在政策方面會尊重和賦予高等院校更高教學的自主權，並提供充裕資源協助院校發展，提高教育質素。同時，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正收集本澳學生在本地或各地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料，包括所讀專業範疇、人數和就業意向等，盡快完成人才資料庫。並委託機構研究本澳未來發展所需人才數量和類型，以有利於特區政府制訂人才政策。

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確實有助於促進本澳高等教育培養高素質人才；但有社會人士指出，不能排除本澳部分人持以逸代勞的心態，不自我提昇卻又渴望加快向上流動。筆者認為，本澳高等教育更需建立適當的人才競爭機制，提升競爭能力，才能令本澳人才面對無可避免的國際人才競爭，實現向上流動。

正確認識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superior education），高等教育的公認標準：適齡人口入學率在15%以下者稱為精英教育，入學率在15%以上至45%以下者稱為大眾化教育。精英教育特別強調受教育者的智力、強調基礎，有機會接受所謂精英教育的人占同齡人的比例很小；精英教育不是指單純通過考試分數來培養“考試型”人才，而是以綜合素質提高來衡量學生的培養目標。

精英教育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受儒家文化和皇權統治限制的，學而優則仕，民間精英只有通過科舉考試的方式進入上層社會，精英與特權有著某種聯繫。如果只從表面風度與生活方式上去理解“精英”，精英教育也就成了對物質時尚與潮流的追捧，大學似乎大有成為美容機構或禮儀學校的趨勢。其實，精英培養不是一些事關精英的技能培養，譬如會打高爾夫，精英意識首先是社會責任、人文精神、科學素質，其次才是個性氣質修養，很多大學在精英教育上是本末倒置了。

創辦於1701 年的美國耶魯大學三百年來培養了大批影響美國乃至世界歷史進程的風雲人物，甚至被譽 為“總統的搖籃”。耶魯校長被問及應如何培養精英人物時，他並沒有過多地談及耶魯的硬體設施在培養精英學生過程中的意義，而是談到了學生社團。他指出，耶魯的學生有自己組織的 250個社團，由於每年都有學生畢業，這250個社團中，每年都有一些要更換領導班子。耶魯大學有 1萬多名學生。這樣算來，20% 的耶魯學生都有機會成為某個社團的主席，他覺得學生在自己的社團中會培養各種有用的能力。事實上，這些社團實際上就是培養領導才能的一個實驗室，與人合作的能力、動手操作能力、說服動員能力等許多重要能力都是在這些社團活動中得以培養。由此看來，學生最高貴的修養並不一定需要過高的教學成本，需要的是教育理念，譬如：善意的微笑、妥帖的語言、團隊合作的精神、組織能力等等，這都可以通過課堂與生活教育而獲取。

精英教育家庭，“富也不能富孩子”是他們的教育理念。有一位教育學研究者曾經寫道，在美國很多精英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公立學校去，因為貴族學校很容易讓孩子產生一種特權意識，還有一些家庭，乾脆自己掏腰包，讓孩子去非洲、拉美、南亞等相對貧困的地方當志願人員，因為這些家長相信，真正的領導人才必須瞭解下層社會。

真正的精英教育，是和基層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渴望成為精英的人也要明白，精英首先需要“精神”，在擔當社會責任方面，精英要有“英雄”的風範，它要在創新與社會思想進步上有所作為，要引導社會向和諧方向發展，而不是附庸風雅，遠離佈滿泥濘的底層生活。精英並非高高在上、完全脫離平民社會。在精英教育中，對社會的服務，特別是對弱勢階層的服務，培養社會責任和對下層的瞭解和同情，越來越被強調。

精英教育須基層艱苦歷練

美國社會學家特納將精英培養模式分為二種：一為美國式，即將選擇過程盡可能地推遲，所有人都可參加公開競爭，最後產生少數精英，謂之“競爭流動模式”；另一種以英國20世紀50年代的教育為參照，即在文法學校實施早期淘汰機制，勝出者接受專門的精英教育，稱為“庇護流動模式”。法國的精英教育特點體現在美國模式和英國模式之間，只有那些高中畢業會考的佼佼者，經過大學預備班的洗禮之後，才能登上大學這一通往精英的坦途。

精英的產生離不開激烈的競爭和艱苦的歷練。成為精英的路是崎嶇的，准精英要付出常人無法想像的努力。作為施教者，如果精英教育只局限于展示精英優越的生活，這無疑是只學到了皮毛，更危險的是，這種教育傳遞給受教者一個錯誤的訊息。受教者會被精英奢華的生活所迷惑，而他們忽略的是精英產生背後那殘酷的百分比和淘汰率。

美國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但是精英大學則是有數的。精英教育從入學前就已展開競爭，隨著大學競爭的激烈，精英大學的申請者分數越來越高，再看分數錄取就已經意義不大了。高分只是進名校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必須有其他的課外業績。結果，美國的中學生們在學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學術能力，漫長的夏季則成了他們創造自己的課外業績的繁忙季節。這些努力，無非是針對精英大學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學的錄取人員明確地說，他們要看申請者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創造精神。美國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區服務當作畢業的一個條件。一大批組織暑期計畫的公司也應運而生。參加一個暑期計畫，到發展中國家當義工，常常消耗一個學生7000多美元，而這個錢不少是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掙來的。一家大學申請諮詢公司的負責人對申請者提出的建議是：上完高一要去當實習生，一年至少打100個小時的義工，並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經驗，比如在主要的投資銀行或國際知名的博物館工作過，如果這還不夠，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亞洲旅行。

儘管大學競爭對富家子弟有利，但只有通過接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