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慢西快”:GDP增速新格局

中西部地區正超過東部沿海地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的主力,但同時,過往東部地區片面追求GDP的做法也正在中西部地區得到複製並強化,唯GDP主義的區域轉換強化格局,或將是中國經濟轉型路上的絆腳石。

隨著各省經濟年報的陸續出爐,地方GDP數據成為中國經濟減速中的一抹亮色。統計顯示,從增速看,32個省市中有28個省市的GDP增速高於全國平均的9.2%,其中重慶和天津以16.4%同居榜首,北京及上海則以8%“包尾”;從總量看,區域經濟已呈現地區生產總值“5萬億元、4萬億元、2萬億元、1萬億元、1萬億元以下”5個梯隊,有23個省市邁過1萬億元門檻,約占全國的2/3。廣東則是首個“5萬億元俱樂部”成員。

從地方GDP數據分析,中國經濟一個新的特徵日益顯化:中西部地區超過東部沿海地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的主力,地方唯GDP,主義的區域轉換已然破題,東淡西進的勢頭得到進一步強化。總體來看,盡管在2012年中國地方“兩會”陸續拉開大幕之時,部分省市紛紛高談淡化GDP,但卻一時半會難以打破這種路徑依賴,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唯GDP主義恐怕還將持續。在承接產業轉移和投資驅動的雙重作用下,中西部自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綠洲,而目前這種“東慢西快”的區域經濟格局正在不斷被鞏固。

複製“東部速度”

中西部地區的GDP增速再次明顯高於東部地區,過去東部唯GDP主義正成為西部地區的複製模式。2011年東部地區除天津這個特例之外,其他地區的增速大抵處下風,京滬兩個直轄市更是低於全國平均增速,給調結構贏得一定空間。事實上,從年初的經濟增速目標看,作為經濟最發達的省區,廣東、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地,淡化單純的GDP增長目標的用意十分明顯,相比之下,以鄂晉為代表的中部地區和以川渝為代表的西部地區更顯後勁十足。2011年湖北GDP同比增長13.8%,增速居中部首位,GDP總量首超上海;山西省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達1.1萬億元,增長13%。2011年重慶GDP進入了“萬億俱樂部”,經濟增速全國第一;四川全省生產總值則突破2萬億元人民幣,增速近15%。

實際上,從全國層面看的經濟減速在地方層面來看並不怎麼明顯。中西部板塊的GDP答卷讓中國的“諸侯經濟”色彩更加濃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GDP崇拜的態勢難抑,中西部地區很大程度上正在複製過去東部沿海經濟的發展模式。投資驅動仍是中西部經濟增速強勁的頭號發動機,造就了“東部速度”在中西部地區的開花結果。

現實中,投資沖動在拆遷盛宴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盡管新拆遷條例禁止“行政強拆”,但中南海的政令並未能擋住地方政府的推土機,因拆遷自焚或活埋的報道始終不絕於耳。農民“被上樓”現象風起雲湧。而且,從最新跡象看,不管是山西的“項目落地年”,還是貴州的“提速轉型是總目標”,2012年中西部的投資拉動作用或許還會進一步加強,這對中國經濟的轉型來說並不是福音。

挺進“俱樂部”

中西部省市的“萬億元俱樂部”在急劇擴大,城市的“5000億元俱樂部”迅速擴容,GDP主義淡化仍難哉。據統計,2004年以來,中國所謂的“萬億GDP俱樂部”快速擴容,原來成員只有廣東、山東、江蘇、浙江4家;到2005年,“萬億GDP俱樂部”迎來了河南、河北兩家;2006年增至7家;2007年擴大到9家,此時中西部地區的俱樂部成員尚只有河南和四川;2008年膨脹至13家,湖南、湖北兩兄弟加入進來;2009年安徽省的加入使隊伍膨脹至14家;2010年則擴容為17家,中西部地區的陝西、內蒙古、黑龍江成了新加盟的成員;到2011年則急劇增為23家,中西部地區又是最大的贏家,廣西、江西、重慶、山西紛紛邁進“萬億元俱樂部”的大門。可以看出,中西部省市“萬億元俱樂部”從2004年的0家到2011年的13家,弄高GpP的速度不可謂不快,力度不可謂不大。

與此同時,在城市“5000億元俱樂部”不斷擴容的聲浪電中西部地區的分量也在顯著增加。據統計,2010年邁人“5000億元俱樂部”的城市有17個,中西部地區只有重慶、武漢和成都3個,至2011年這一數字擴至20個,長沙和鄭州躋身進來,中西部地區的成員數量壯大為5個。特別是武漢和成都分別作為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代表城市,2011年極有可能進入到全國城市前10。實際上,從去年前3季度的數據來看,全國城市GDP排名前10位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州、天津、重慶、成都、無錫和武漢。中西部已有3個城市。

雖說中西部地區的GDP加檔有其後發優勢,但現實中仍在走東部地區的老路,靠土地爭奪承接產業轉移的“落地權”,一些省市追求GDP的沖動猶在,為了躋身GDP的所謂第幾梯隊,不惜一切代價為GDP的榮譽而戰。在這些地區,新增GDP多半仍是由鋼筋水泥築成的,且可能在不同程度地損害農民土地財產權。如此GDP為綱的思維模式,導致經濟增長“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將強化這種傳統的更注重短期利益的模式。

政治年的經濟牌

中西部地區的GDP目標仍是十分強勁,GDP指標在經濟週期和政治週期疊加的2012年中的作用或許仍會強化。從已公佈的2012年GDP目標來看,中西部地區的省市均為兩位數。明顯高於東部地區。雖說一些省市在淡化GDP增速,但實際上各地GDP的目標與“十二五”全國經濟增長7%的目標仍不大協調,多省份提出GDP“翻番”的目標,其中19個省的預期增長率都高於10%。2012年內蒙古以15%的目標位居首位,貴州緊隨其後為14%,廣西GDP增長目標為13%,高於去年3個百分點;山西GDP增長目標為12%,維持與去年的目標一致。

從中西部地區的GDP目標來看,對中國經濟增長硬著陸的擔心似乎有些杞人憂天。中國經濟增長可謂東方不亮西方亮,大國內部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平衡機制決定了中國GDP在數字上的可觀性。事實上,在總結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原因時,有不少學者都認為,“縣際政府間競爭發展模式”是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梯度差距和區域競爭,或許也正是中國經濟在減速中的2011年仍以9.2%的增速傲視全球的原因所在。這也就不奇怪盡管中國模式仍然模糊,但西方在經濟問題上對中國已是越來越重視了。盡管中國高層缺席了剛剛結束的達沃斯論壇,但中國話題依然是討論的焦點。而且,從1月28日出版的一期開始,《經濟學人》雜志開辟了新的中國專欄,為有關中國的文章提供更多版面。這是該雜志7。年來首次為一個國家開辟專欄,上一次還是在1942年開辟的美國專欄。

由於2012年下半年中共18大將召開,今年可謂中國的政治年,經濟與政治綁得尤為緊密,各種改革爭論的聲音也是熱鬧非凡.僅靠統計數字恐怕是難以全面觀察的,難怪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2012年將是極其複雜,極具挑戰性的一年”。實際上,2012年作為中國經濟週期和政治週期疊加的關鍵一年,GDP這個決定官員升遷的指標或許還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下,經濟週期也要服從於政治週期,不管是GDP的增速,還是GDP的總量,都關系著地方領導人的面子和政績,各地自然少不了要“刀光劍影”地競爭,誰也不會小看了GDP這一必不可少的政治升遷籌碼。

GDP路徑依賴

中西部地區擺脫GDP崇拜說易行難,路徑依賴決定了唯GDP主義還得持續下去,只是區域有所轉換而已。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各地政府像學校抓高考分數和升學率一樣來抓GDP,雖然大家都知道高考比較僵化,但現在還沒有什麼辦法能夠替代它。GDP也是如此,都知道這是一個重量輕質的指標,很多時候GDP的華麗數字與民生的幸福感並不協調,但現在要地方政府動真格、真正擺脫GDP崇拜,很大程度上又是說易行難,特別是對發展滯後的中西部地區來說。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看法在中西部省市官員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黃奇帆在重慶市第三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期間回應媒體提問時稱:“東部適當放慢一點,不再追求過高速度,是合理的;西部適當快一點,比東部中部發展快一點,也是中央的要求。結構調整,不唯GDP有理,西部開發爭取GDP領先也大有道理,也是科學發展觀的體現。”這種說法雖然委婉認為“西部快一點,東部慢一點”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一種形式,但是對於地方來說,既講GDP,又不唯GDP,恐怕現實中又是難以平衡的,結構調整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是個問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春節前的一次內部論壇上透露,2011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下降估計為3%左右,但3.5%的全年目標卻是“不敢說”。

畢竟,由於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體制,在現在的官員政績考核中,GDP本身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甚至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標,路徑依賴決定了唯GDP主義還得持續下去。在這種GDP目標的“你追我趕”過程中,GDP水分問題自然受到質疑,地方GDP總量一直超過全國數據即是最好的例証。而在“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調結構的目標也並不是那麼給力,政府主導型的投資拉動依然十分突出。中西部地區一方面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招商引資爭奪的勢頭不減,例如成都、重慶爭搶富士康,各省頻出高招搶傍央企大款;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國家級區域規劃的光環下“大幹快上”的投資沖動難遏,不少地方以建設產業園區的名義或以發展新興產業為幌子,實際打的依然是土地的主意,暗地裏大搞房地產開發,更有甚者打著轉型試點的旗號卻上一些高耗能項目。

總的來看,中國經濟轉型的號角早已吹響,地方政府的各類文件中也是閃爍著“調結構”、“惠民生”、“上水平”的字眼,像北京這些地區更是屢屢提及“科技創新”、“自主研發”等,中國經濟轉型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