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手稿原藏北京魯迅博物館，共有1500多頁，大部分沒有印行公開。「文革」開始，紅衛兵起來「造反」，打、砸、搶風行一時。博物館是「大破四舊」的重點，館中「革命群眾」的行為也越來越激烈。這時文化部尚未癱瘓，有關負責人擔心魯迅手稿遭遇不測，於是將這些手稿調走，存文化部檔案室，與「毛選」四、五卷的手稿放在一起，以保証安全。然而幾個月後，運動發展迅猛，文化部也已癱瘓，檔案室受到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1967年1月14日奉江青之命來到文化部，從文化部檔案室取走了魯迅手稿。戚在文化部大門口向幾派「革命群眾」發表講話，除了批判當時的文化部負責人外，還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決定要他把魯迅手稿帶走，交中央文革保管。

1968年元月戚本禹倒臺，因一直不知手稿確切下落而擔心不已的魯迅夫人許廣平心憂如焚，3月2日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打聽魯迅手稿究在何處，許廣平因又氣又急，在給總理寫完信的第二天突發心臟病辭世。3月3日晚，周恩來總理立即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決定由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負責追查手稿下落，楊成武又命傅崇碧具體負責。由於事關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也向傅交待任務，要衛戍區查找。

3月4日，傅崇碧首先到秦城監獄提審戚本禹，戚交代說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調取這批魯迅手稿的，交給了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員韓某，現應就存放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傅立即向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匯報有關情況，但江青卻矢口否認，要空軍派專機將已調回成都軍區的韓某拉回北京。

戚本禹還交代，他曾與以前擔任過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的王廣宇到文化部取過一封信。這樣，王廣宇也成重要嫌疑人。3月4日晚上，陳伯達和楊成武突然帶著現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肖力(即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秘書王保春和衛戍區一些人到已調回「馬列研究院」的王廣宇處，要他交代魯迅手稿問題。王根本不知怎麼回事，聽說魯迅手稿，想來想去，想起戚本禹倒臺前曾指派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拿取一批紅衛兵從該社總編輯韋君宜家中抄出的一批材料，其中有本裱糊得很好的名人手跡。以中央領導人的手跡居多，但有一頁魯迅手稿。他以為現在要找的即此手稿，連忙交代，並說取回就交戚本禹，現存中央文革。王廣宇的說明與要追查的手稿明顯對不上。陳說王不老實，還硬說他和戚本禹把魯迅手稿「賣掉了、私分了、燒毀了」。

說起來，王廣宇還算是陳伯達的「老部下」，陳伯達任「馬列研究院」院長時，王長期在該院工作，直到「文革」開始才因能寫文章、政治可靠被調到中央文革工作。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回憶說:問了半個多小時，實在問不出所以然來，「陳伯達等出來以後就要走，這時衛戍區有個參謀，不知是誰帶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們去的，衛戍區還有兩輛吉普車在那兒等著。這個參謀截住王保春: ‘咳，王秘書，對他採取什麼規格？’這時王保春心想王廣宇反正走不了啦，問那個參謀:都有什麼規格？他說:有監護、拘留、逮捕，說了三四種。他們都快下樓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樓梯處截住陳伯達說:‘伯達同志，衛戍區的同志問對他採取什麼規格？’陳伯達愣了一下後問:‘都有什麼規格？’王保春照說了一遍。陳聽了以後也拿不准，便轉身和楊成武、肖力嘀咕了幾句，過來對王保春說:‘逮捕!逮捕!’王保春當即給衛戍區那個同志說，就按逮捕的規格吧。就這樣把王廣宇弄上吉普車給拉走了。」「從研究院回來以後，陳伯達有點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說的‘逮捕’，便問王保春，王保春說是的，並且說這是不是重了些？陳伯達有點不安了，為了証明他的話，立即給楊成武打電話，但他又不好直接問。就先在電話裏再三關照楊成武，一定要把魯迅手稿找回來，這很重要，別讓人給毀了等。最後順便問楊‘我們在研究院是說的將王廣宇逮捕吧？’楊肯定地說是‘逮捕’。陳伯達掛上電話很不安地說:‘是逮捕，這怎麼辦哪，能不能改一下？’後來在文革小組開會時，陳伯達提到這事，說自己說重了。江青馬上站起來，臉一沉，回他一句:‘怎麼!抓不安地說:‘是逮捕，這怎麼辦哪，能不能改一下？’後來在文革小組開會時，陳伯達提到這事，說自己說重了。江青馬上站起來，臉一沉，回他一句:‘怎麼!抓你的人就不行嗎？’由於事情還沒搞清楚，手稿還沒找到，陳再也不敢說話了。」

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員韓某被空軍專機接回北京就被軟禁，他交代說確實收到這批手稿。最後，傅崇碧終於查明手稿確在釣魚台中央文革保密室，中央文革小組現任保密員蔔信榮知道具體存放何處。傅崇碧十分高興，馬不停蹄，在3月8日中午帶著衛戍區副司令員劉光甫、副政委周樹青和秘書馮正午乘兩輛車趕往釣魚台，向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副組長江青報告。釣魚台的警衛由衛戍區擔任，警衛見是司令員的車，便示意進去。傅崇碧畢竟經驗豐富，知道還是謹慎為好，遂在釣魚台東門停車，在傳達室給陳伯達辦公室打電話請示。不巧陳伯達外出，值班秘書王保春接電話，他認為衛戍區司令員進來無妨，何況本就常來，於是同意他們進來。傅崇碧當然認為是經請示陳伯達允許，便來到院內，姚文元將他們接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他們剛坐下，姚文元正請他們喝水時，江青走了進來。江青一見到他們四人就大發其火:「你們來這麼多人幹什麼？是不是來抓人啊？」傅崇碧忙說我們是來匯報的，事先打了電話。這時，站在傅崇碧等人身後的秘書馮正午由於幾個晚上沒有睡覺，本有低血糖的毛病，疲勞加緊張，突然暈倒在沙發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江青腳跟前。江青跳起來，說包裏有手槍。其實，包裏只有信紙和筆記本。

大家手忙腳亂把馮正午送走後，江青態度突又變好，對傅崇碧說:「你們說魯迅手稿在這裏，把保密員叫來。」保密員蔔信榮被叫來後，江青問他:「魯迅手稿是在你那裏嗎？」蔔回答說:「是在這裏，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聽就發火說:「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壞人，你不講老實話。」蔔仍要分辯，但江青不讓他說話，讓小衛隊把他的嘴堵起來，把他抓起來了。江青又要人把箱子打開，對他們說:「當著你們的面，打開。」但找不到鑰匙，只好撬開箱子。打開一看，裏面都是魯迅手稿。江青臉色又陡然一變，生氣地說，「不看了，當著你們的面把它封起來。」封起來後，仍存放中央文革小組保密室。這時江青態度又「陰轉晴」，說你們很辛苦，留他們一起吃飯。吃飯時，江青對他說，你和楊成武馬上到秦城監獄去找戚本禹，戚本禹是個壞人，毛主席的手稿讓他偷走了。從釣魚台出來，傅崇碧立即來到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處，向他報告了江青的話。楊成武與他、劉光甫立即驅車走趕往秦城監獄，再次提審戚本禹，由劉光甫作記錄。傅崇碧回來後，還專門就此事給江青寫了報告。

沒想到，第二天謝富治、吳法憲等人就找傅崇碧談話，說他」沖擊中央文革小組」，要他向江青寫檢討報告。傅崇碧實在想不通，拒不檢查，但在謝、吳二人的再三勸說下，不得已向江青寫了檢討報告，承認未經江青同意就進釣魚台是錯誤的。

3月16日，他到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江青一見他就說:「你這個傅崇碧同志，我批評你是為了愛護你嘛，寫什麼檢討報告呢!好了，傳到我這裏就不要再傳了。」江青還說:「那天你來，一個人來就行了，帶了那麼多人來，會引起驚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內部嘛。」他以為此事就此了結，萬萬沒有想到一場巨大的風暴已經開始。

3月22日晚上，身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與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的謝富治等人一起開會。8點多鐘，謝富治去人民大會堂開會。快半夜時，傅崇碧突然接到謝富治電話，說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要接見北京衛戍區團以上幹部。他緊急通知團以上幹部23日淩晨2時到人民大會堂開會，自己在淩晨]時趕到人民大會堂。但是，他馬上被安排到另一間房，周恩來勸他千萬不要激動，一定要把身體搞好，要經得起考驗。林彪對他宣佈解除他的衛戍區司令員職務的決定。還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就開始了為時七年的監禁生活。

3月24日淩晨，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各軍兵種、駐京各軍事院校、北京軍區部隊所屬各單位團以上幹部、各軍區參加在京「學習班」和開會的幹部以及在北京參加「三支」「兩軍」的幹部一萬餘人的大會。林彪在講話中說:「最近空軍裏面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逮捕余立金，撤銷傅崇碧的職務。」林彪在長篇講話中歷數楊成武的罪狀時有一條是:「他做了事情不承認。例如傅崇碧前一時期帶了兩輛汽車，全副武裝，沖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這件事情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他給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3月27日下午，北京召開「首都十萬軍民」大會，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3月22日就做出的關於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並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戌區司令員的決定。江青在講話中又大談「傅崇碧帶武裝，沒有經過中央文革負責同志的允許，開了兩部汽車，擅自闖入中央文革所在地」的「罪狀」。「武裝沖擊中央文革」，是楊成武、傅崇碧的主要罪狀之一。一時間，「打倒楊、余、傅」口號響遍全國。

「楊、余、傅」事件引起了軍隊高層「大洗牌」，「林彪系」力量進一步擴張。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監禁數年，與「魯迅手稿案」有關的一些人也受到迫害。傅崇碧的秘書馮正午、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劉光甫、副政治委員周樹青等先後分別被拘留、逮捕、隔離反省、離職檢查。同意傅崇碧一行進入釣魚台的陳伯達秘書王保春也因此被逐出釣魚台。

（雷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