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應在變革中探究博物館作用的新發展

王希富

5月中旬,將迎來一年一度的“國際博物館日”國際博協(ICOM)已確定2012年“5•18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博物館與世界變革:新挑戰、新靈感(Museums in a Changing World:New challenges, New inspirations)”,隨著全球化、現代化、城市化、資訊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博物館的功能與職能不斷拓展。一如既往,全澳各博物館為慶祝一年一度的“5・18國際博物館日”,將於不同的時間分別豁免入場收費,並按各自的專題特色在整個5月份推出一系列特別活動、講座、專題展覽和工作坊,讓市民和旅客進一步感受博物館的文化魅力和社會價值。從澳門博物館入口網站上,已經可以清晰的看到,海事博物館、通訊博物館、仔歷史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澳門科學館、茶文化館、澳門博物館、澳門藝術博物館等本澳各所博物館的活動安排,內容可謂豐富異常,想必將為廣大市民和遊客獻上一場場視聽感覺的盛宴。

本澳現有逾20間各種類型的博物館、紀念館,透過大張旗鼓的宣傳等活動當可加深市民、遊客對其瞭解和認識,從而吸引更多參觀者。不過,博物館的設立並非只是簡單的參觀而已。而且在新的形式下,隨著世界的變革,博物館發展也面對新的挑戰和發展機遇,也需要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正如今年世界博物館日的主題:新挑戰、新靈感,澳門也需要不斷對博物館的發展做出思考和規劃。以期本澳的各個博物館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加貼合大眾需要。

先要從重數量到重品質的轉變

其實,在澳門博物館的發展歷史並不長,學者多傾向於以20世紀20代為開端。雖然在19世紀末本澳亦曾有一些短期的小展廳,並且還曾送出一些物品往外地參加博覽會式的展覽。但是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出現真正較為長期穩定的博物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當時的港務局局長亞瑟卡蒙拿海少將倡議成立的海事及漁業博物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破壞而關閉)。其後,直至1960年9月擁有千多件展品的賈梅士博物館成立,澳門才算是有了早期最具規模的博物館。

上世紀的90年代前後,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在澳門誕生,成為澳門歷史上博物館的第一個黃金十年。這些博物館對公眾開放的順序包括:1984年的軍事博物館(現澳門保安部隊博物館)、1993年的大賽車博物館、1995年的葡萄酒博物館、1996年的天主教藝術博物館、1997年的土地暨自然博物館、1997年的林則徐紀念館、1997年的玫瑰堂聖物寶庫、1998年的澳門博物館、1999的澳門藝術博物館、1999年的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再重修後)及1999年的消防博物館。

從回歸後,2001年至2006年幾乎每年都有新的博物館成立,有時甚至不止一間博物館在一年內成立。這期間仁慈堂博物館、典當業展示館、澳門回歸賀禮展示館、澳門茶文化館、通信博物館、路歷史館先後成立,加上2010年正式開幕的澳門科學館,現時澳門的博物館數量已經達到21間。這個數量無論是對於20多平方公里澳門土地,或者是只有50萬左右的人口而言,比例上都已經相當之高。可以說澳門的博物館已經初步完成從少到多的發展階段,下一步應該是將這些博物館做好做“精”,使其更好的發揮作用。

優化管理是第一要務

澳門在短短的20年左右時間內出現眾多的博物館,是由澳門社會發展產生的需求和澳門面臨重大歷史轉折時刻,帶動和凝聚而成的巨大推動力而造成的。我們姑且不論現在和未來的社會需求會否催生更多的博物館出現。單就現在而言,最為迫切的還是如何做好做“精”現有的博物館,而這其中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考慮到澳門現在各個博物館的管理模式。

研究認為,澳門的博物館長期以來都處於一種分散和各自管理的狀態,20多間的博物館分別屬於港務局、旅遊局、文化局、保安部隊事務局、民政總署、郵政局,以及非政府部門的鏡湖醫院慈善會、仁慈堂、蓮峰廟慈善值理會等。雖然基於“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盈利的公開性服務機構”這一原則,澳門的博物館一般不可能因為辦館的優劣與成效帶來閉館危機,所以也並未出現像企業一般的資源、消費者競爭,但是這種不同部門的分散管理卻也為整個澳門博物館資源的整體協調、各館之間的分工協調帶來麻煩,往往導致資源浪費和資料不能共用的局面。因此,我們必須在此一方面多加探討,如果說要建立一個機構或者委員會統管澳門的各個博物館,從現實情況來看,似乎是根本沒有可能,而且也不利於未來多種經營方式博物館的出現。不過,有關博物館的發展,本澳確應當進行一個長期的發展規劃研究,並且應當建立一個“聯席會議”類型的機制,各個博物館的館長每隔一段時間舉行會議,討論一段時間內各館的主要工作方向,以交流替代管理上的分散,進而促成相互之間的協調合作、長短互補。尤其是在對博物館而言最重要的觀眾吸引上,各館之間的合作當可大大增強吸引力,實現共用。這其中本澳已經有所實踐,就是2001年開始推出的“博物館通行證”,於參與的博物館內可以優惠購買到其參與博物館的入場門票。但如何更好實現各個博物館之間的“聯動”仍需要繼續深入的思考。

另外,除了宏觀上的館際合作,具體到各個博物館在運作等內部管理水準上亦應不斷提高,當中最重要的當屬博物館人才的培養。由於博物館業是一門長遠、具專業性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文物保護行業,工作人員必須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如對研究、考古、修復、館藏管理、展覽佈置、博物館教育等等傳統的博物館工作有專業的要求外,面對今天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和各種視象展示手法,博物館的不同方面的人材培訓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澳門正已接受博物館學和相關專業培訓的博物館從業員數量少,相對博物館需要的增長速度和更好挖掘博物館社會作用的需求,筆者認為還是遠遠不足的。同時,各博物館在從事研究方面的工作能力也是相對薄弱的。這些都需要作出長遠的發展投資,一方面建立有系統的培訓制度,對現有的人員增加培訓,並組織利用社會上的科研力量發展研究工作或在制度上作出調整設立研究員制度;另一方面也必須為未來快將建成的新博物館的新科技人員作準備,使澳門在未來對外來的人材和技術的依賴減低,從長遠來說亦可以節省政府的開支。

繼續挖掘博物館的社會作用

1974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第十一屆大會通過的章程,明確定義:“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營利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向公眾開放的永久性機構,為研究、教育和欣賞的目的,對人類和人類環境的見證物進行搜集、保存、研究、傳播和展覽。”這個定義算是一般性的國際間定義,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還應按照自身的實際情況認識和理解博物館。以本澳而言,澳門的博物館不僅是本澳文物、傳統文化風俗在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帶來衝擊情況下的“避難所”,讓一些年代久遠的物件得以保存,昔日的濠江風貌得以在博物館部分重現,使人們可以撫今追昔。更使得素有“文化沙漠”之稱的賭場增加了一道亮麗的文化風景線。更為重要的是,本澳博物館亦有很大的社會經濟價值可以挖掘。正如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定義“博物館不以追求營利為目的”,但是也並沒有抹殺其經濟價值,以本澳而言,博物館與旅遊休閒中心的城市定位向結合,完全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經濟價值。“博物館游”完全可以得到更加深入的開發,甚至可以獨立於“世遺遊”之外,成為單獨的一個特色旅遊產品。當然,這仍然需要我們持之以恆的對本澳博物館進行完善,無論是空間建築建設、藏品的充實、展示手段的更新換代,還是軟體方面的服務導賞、對外推廣都需要繼續努力。筆者相信隨著現代社會對“文化旅遊”的日益追捧,“博物館遊”在未來完全可以成為吸引遊客訪澳的一大因素。從而為本澳帶來巨大的旅遊收入。而且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這種“博物館遊”的推廣,不僅帶來旅遊收入,也是對本澳形象的充實和改善。

其實,除卻經濟價值之外,博物館可以給澳門帶來的益處最大的應該是在教育方面。筆者認為在此一方面,本澳博物館的現時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本澳博物館規模雖然都不大,但是卻各具特色。因應各自的特色,過往各個博物館曾經舉辦過很多特色鮮明而又極具水準的展覽等活動。透過展示和導賞等基本服務,向社會傳遞知識和資訊。但是不可否認,這種形式的展覽所面向的任然是喜歡和渴望瞭解某一類型文化藝術的“特定群體”,在廣泛的教育作用上還是有所欠缺。正是有鑑於此,博物館的發展其面向的教育受眾有大眾化和普及化的需要。而本澳的博物館亦意識到這一點,據本澳博物館業的研究專家所得出的結論,“在2005年前後,澳門博物館的重點已經逐漸移向普及性,積極開展與學校間的合作”。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博物館在學校教育方面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甚至成為“第二課堂”,這在西歐、北美、澳大利亞都是已經有過先例的。博物館在學校教育階段,可以向沉浸在書本知識的學生提供一個更加直觀接觸、感知實物,並且擴展認識的機會。是學生能夠在學業上取得更大成績。而且青少年時代如果有幸在有眾多的博物館氛圍的環境下成長,培養“去博物館”的習慣,從中汲取藝術、歷史和文化的養料,有望往後代代相傳,與在其他條件的配合下,整體地提高澳門全民的知識水準和生活質素。這裡就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培養新一代有“去博物館”的習慣,而這正是澳門的博物館工作者和學校需要共同努力的,並且政府在相關的教育政策上作出調整,才可以成功。例如各館可組織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專題教育展覽,藝術、考古歷史工作坊和課程等,與學校更緊密聯繫,務求吸引更多學生參與博物館的教育活動。同時,教育當局也可與學校和博物館工作者,共同研究考慮在課程設置上,如何可以使各式各樣博物館的參觀成為課程學習的一部份,有系統有計劃地利用博物館作為教育基地和工具。

另外,在上述這些社會作用之外。博物館還應當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