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中共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五及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逝世十周年的紀念日，內地許多媒體都以大篇幅發表紀念文章。這不單止他是將於中共「十八大」升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的父親，更因為習仲勛本人高風亮節，他曾說過自己「一輩子沒有犯過『左』的錯誤」、「一輩子沒有整過人」。而且，他在遭受「劉志丹反動小說事件」和「文革」迫害，復出後所經歷的兩件大事，令人終身難忘。一是他在出任中共廣東省第一書記時，向中央打報告申請成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得到中央批准，鄧小平希望廣東籍此「殺出一條血路」，從而掀起改革開放高潮；二是在「八大老」圍攻胡耀邦時，他仗義直言，拍台痛斥這種做法違背黨的政治生活原則。
其實，習仲勛與我們澳門也有很深的淵源，而他當年專程來澳進行的一項政治訪問，對澳門特區今日進行的政制發展，也有一定的啟發作用。事緣於一九七五年葡國爆發「四二五革命」後，葡國左派軍人政府舉行「非殖民化」政策，因而將澳門定位為「葡國管理的海外自治地區」。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兩個建交，葡國政府承認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澳門地區仍暫時由葡國政府管理，待時機成熟時將會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為此，澳葡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體現落實澳門的這一定位：第一，澳葡政府通過《政府公報》正式頒佈法令，將十月一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定為澳門地區的法定假日。第二，將澳葡政府的稱謂，由充滿殖民地色彩的「海外省政府」GOVERNO PROVINCIAL)改為「澳門政府」(GOVERNO DE MACAU)，連總督專用車輛的車牌亦不例外地將「G.P.」改為「G.M.」。第三，在軍事上將澳門定為「不設防城市」，撤離葡國派遣的海、陸軍部隊，將陸軍司令部改為保安司令部，社會治安工作由基本上以本地人士組成的治安警察、特警部隊及水警負責。第四，在外交上，非正式地撤銷各國駐澳領事館或辦事處，有關出入境簽證手續，須到各國駐香港的領事館辦理。第五，在與內地接壤的邊境管理上對前往或來自內地的澳門居民，以及香港、中國大陸的旅客，不作出入境登記手續，關閘上澳方幾乎是無人守關。在珠澳邊界的陸地接壤地區，亦無鐵絲網等設施。不過，澳葡政府後來按照廣東省方面的要求，對偷渡者實行「即捕即解」政策，並停止給成功的偷渡者發給身份證。但對合法移民，則無任何歧視及為難。後來更是根據保安司令部與內地五省區市公安機關的協議，實施入境查驗證件。第六，澳葡政府在作出重大性的政治性措施，或是進行大規模的填海、疏港工程前，通過各種渠道聯絡，或是直接訪問廣東省當局，徵詢中國方面的意見，甚至尋求中國的支持。葡國政府在委派新任澳督之前對新任澳督的人選，亦直接或間接地徵詢中國方面的意見。第七，過去澳督出訪時祇有前往香港不須事先請示葡國總統批准，後來則增加了中國。第八，澳葡政府正式頒佈法令，嚴禁親台組織及親蔣人員在澳門進行旨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包括掛旗、慶祝「雙十國慶」等。同時，亦嚴禁本地的出版物以「中華民國」作年號。此外，尚有一些禮節上的做法，如每逢農曆正月初一，澳督必到南光貿易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及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的家中拜年等。
但是，仍然存在許多「殖民地」色彩的痕跡。比如，當時的選舉制度，規定只有葡籍居民才享有立法會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當時即使是有一些華人居民因在澳門出生的關係而具有葡籍，但基於民族認同感而並未參加葡人政治團體的活動，更沒有自組政治團體參加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因而第一、二屆立法會選舉中的直接選舉，就成了土生葡人政治團體的天下，六個直選議席全部由葡籍居民囊括。由於土生葡人的人口基數較小，故而只需幾百票就可當選。因此，澳督李安道認為，立法會以葡籍議員為主的情況，不符合澳門各階層尤其是在華裔居民的利益；而立法會華人議席的欠缺，使立法會的代表性受到影響，因而衷誠地希望本地區的華人居民能夠重視這一屆立法會的活動，並期盼第二屆立法會選舉能有工會代表參與。因而提出修改《澳門組織章程》的建議，但掌握著立法會大權的葡裔議員宋玉生，馬義瑟、費文安、黎祖智「四人修章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所擬制的《澳門組織章程》修改草案有兩大特點，是與中葡雙方確定的澳門地位相悖的：
一、將澳督由葡國總統（派出特使）諮詢澳門各界人士的意見後委任，改為由澳門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由於在一九八四年夏秋之間第三屆立法會選舉之前，只有葡籍居民才享有選舉權，故而這個所謂「一人一票」直選產生澳督，是將華籍居民排除在外的，這就帶有「變相澳獨」的性質，違背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時對澳門的定位，及一九八零年鄧小平會見澳督伊芝迪將軍時，雙方所達成的共識。
二、將當時立法會十七名議員（六名由直選產生，六名由間選產生，五名澳督委任），改為二十四個議席。其中十六個議席由直選產生，八個議席由間選產生，取消委任議員。葡裔議員要籍此極力維持並加強他們在立法會的人數優勢，使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席由不超過總人口百分之三的葡人佔據。實際上，由於正如前述，當時直選議員全部由葡籍居民壟斷，華人精英要進入立法會，除透過間選途徑（其中也有李德勛等葡裔居民以「道德慈善團體」名義當選為間選議員）之外，就是依靠澳督委任，如何賢、鄺秉仁（培正中學校長，全國人大代表）等。這就將使立法會的葡籍議員的比例進一步擴大，華裔議員的比例進一步縮小。更不利於澳門的「去殖民化」及政局穩定。
正因為這種帶有「殖民地自治」色彩政治體制設計，帶有「獨立」的意味，故香港《大公報》首先發炮，發表社論批判澳門土生葡人要搞「變相獨立」。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亦頻密地與傳統愛國社團接觸，紛紛舉辦座談會「口誅」「變相獨立」，當時的中文媒體更是發起了大攻勢。當立法會對《澳門組織章程》修正草案進行細則性討論時，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吳榮恪、鄺秉仁等華人議員，及安娜‧彼莉絲、施利華、申齊士等由澳督委任的葡人議員就並肩合作，以不出席立法會的方式予以抵制，使到審議「修改法案」的立法會全體會議，數次因人數未過半而告流會。但立法會主席宋玉生仍然堅持要繼續開會，希望能趕在葡國國會修會之前通過修章法案，送交葡國國會批准，以便趕及在當年秋天第二屆立法會選舉適用。
根據相關規定，倘議員未經請假而連續缺席五次會議，就喪失議員資格。就在這危急時刻，當時的廣東省革委會主任習仲勛，以廣東省長的名義突然訪問澳門，何賢等華人議員才有了「接待習省長」的正當請假理由；而隨同習仲勛訪澳的梁威林副主任（曾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在澳門同胞座談會上，更是以「畫公仔唔使畫出腸」的名句，為他們此行的目的點了題（此次座談會，特別邀請了不是「澳門同胞」的宋玉生等人與會）。至此，土生葡人「政治家」們方知大勢已去，再加上經過「接待習省長」這麼一「拖」，已過了葡國國會審議《澳門組織章程（修改法案）》的時間，使得這一場「變相獨立」的鬧劇受到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