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如果說澳門回歸後哪個變化最大？無疑是經濟的蓬勃發展。受益於本澳特色的產業形態，以及內地的大力支持，澳門十多年來經濟的發展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不單是經濟總量在博彩業帶動下暴漲，人均GDP更是已經居於世界前列。正如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所言：“澳門人口密度是全球最高的，生產指標也是全球最高的。2010年澳門的生產總值達到了2173.2億澳門元，人均49975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八。澳門近3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9.2億美元，在世界上也是鳳毛麟角。外匯儲備到2011年底，達到331億美元。失業率也低於國際公認的自然失業率。”這當然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但是在光環的背後，澳門同樣也經歷著“成長的煩惱”。博彩為龍頭之下的產業結構不僅使的“多元化”進程困難重重，而且博彩業所具有的自身特點，對澳門乃至內地兄弟省市的不利影響也越來越明顯。而這一切已經對澳門的後續發展帶來不可回避的制約，處於區域合作的轉型發展機遇期，澳門應該有勇氣拿出誠意與擔當，化解不利因素，爭取在新時期繼續保持穩定快速發展。

發展的代價：“澳門不再是澳門”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有所得必有所失，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澳門在欣喜與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回避所付出的代價。曾經有立法會議員這樣評價：“澳門的經濟發展有著驕人的成績，贏得舉世的艷羨目光。以一個完全缺乏自然資源的小城，短時間內獲如此經濟成就，確是一個奇跡。”

“當然，澳門的經濟成長與博彩業開放是分不開的，因而有不少鄰近地區也考慮澳門的經驗，磨拳擦掌爭相開賭。確實，博彩業是一個能量巨大的行業，它能帶動經濟成長，但卻也為社會帶來許多的負面影響。

拉斯維加斯式的博彩業會為社會帶來三波的衝擊，第一波是人力資源的競逐、第二波是環境交通資源的競逐、第三波是消費力的競逐，對這三波衝擊，城市本土的中小企根本無力抗衡，以美國大西洋城為例，博彩業開放後的十年內，原有本土的零售業及餐飲業有三成倒閉。

這三波衝擊，澳門當然無法避免，而以澳門的實踐，原來除了此三波衝擊外，還多了一個房地產價格飆升的衝擊。博彩業開放引來了大量的投資，原來三個賭牌又衍生成為六個賭牌。大量的投資湧入，除推高了通脹外，更由於澳門沒有獨立具規模的金融市場，外來的資金就湧入樓市，再加上政府在公共房屋政策方面的失誤，導致樓價屋租騰飛，「無殼一族」苦不堪言，即使早年已自置居所的「有殼一族」同樣為日漸成長的子女的居屋問題而飽受困擾。

還有，由於博彩業是個高利潤的行業，可以較高薪酬吸納人手，而吸納的對象又都是年青人為主，結果是導致不少年青人甚至連中學未畢業的學生，也對進入賭場工作趨之若鶩，動搖了社會人才培養的根基。再加上博彩業被尊為龍頭產業，連帶賭博行為也被正面化，參與賭博竟被視為正常娛樂和社交活動，令不少本地人天天都在賭場流連，衍生社會問題、家庭悲劇，嚴重破壞了澳門原有的社會氛圍。這些代價都是沉重而深遠的。”

過去，澳門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恬靜的小鎮，澳門人亦平和友善，充滿人情味，再加上在葡人統治下四百年，留下不少南歐式建築物及教堂，配上傳統的中式的廟宇及房舍，讓小城到處都顯現了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風味，成為小城一個獨有特色。但是由於博彩業的開放，帶來了大量的投資，大型的賭場酒店崛地而起，讓澳門成了一個大工地，打破了小城的恬靜氣氛，迎來了不少的埋怨。也難怪有人發出“澳門已經不再是澳門”了，社會上也的確出現了種種懷念過去生活的思潮。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澳門的變化絕對不能簡單的說是“壞的”。但是在平衡發展與保育、發展與分享、發展與傳承等方面也確實存在需要改善的空間。其實，該議員雖然言論一貫比較激烈，但是他所指出的問題確實中肯的。其一，從經濟方面看，澳門雖然總量和人均產值都有巨大的的增長，但是博彩旅遊作為澳門龍頭地位卻更加穩固。一元獨大的現實下，實現“適度多元”的阻力更大。正如全國人大常委賀一誠所言“只有50多萬人口的澳門，是個微型經濟體。只有多元化發展，才是保證澳門走出經濟體系單一、僵化的重要一步。幾年前，澳門一直在提產業多元化。但幾年過去了，依然是雷聲大雨點小。突出博彩業的重圍，還是步履維艱”、“澳門最大的問題在於，博彩業太厲害了，一支獨大，在澳門占到龍頭地位，過往無論是從政策還是資源上的傾斜，都在客觀上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也認為“由於博彩業近年蓬勃的發展，博彩業及其周邊行業在資源上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已對其他產業產生一定的‘遮罩’作用，尤其突出的是人力資源供應不足和生產資料的成本上升。加上澳門的產業配套比較薄弱等因素，這些對發展新興的文化產業都有抑制作用。”從去年初龍記酒家被迫結業等一系列事件，我們不能不承認，在整體經濟上我們所付出的代價與所獲得的成就需要一個更為清晰和理性的比較。

其二，從社會思維上，“急功近利”已經成為澳門不少有識之士對社會思維變化的方向概括。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長關鋒曾憂慮：由於博彩業所具備的“短時間聚積巨大財富的特點”，擔心這種“急功近利”心態會對澳門人的自我提升造成影響，不利於人力資本的提升和儲備。關翠杏議員，以及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很多人士都曾清晰的表示，“澳門內部環境太好了”，反而累及市民開拓意識的提高。社會上憂患意識不足，對博彩業所寄予的期望值太大。即便是剛剛過去的五月，賭收雖然升幅放緩，但仍有二百六十億元，屬第二歷史高位。博企更是坦言“祖國好，澳門一定好”。這其中，對博彩、對內地的依賴程度可見一斑。

其三，從民生方面看，街總副理事長在分析“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社會聲音時指出“經濟發展固然是好事，但是過快的話，反而會使大家未見好處先見壞處。再亮麗的GDP數字對老百姓而言也只是個數字而已。而從實際情況分析，一些與老百姓生活、工作息息相關的領域也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包括：住房、通脹、交通，以及未來城市的規劃等。”尤其是“伴隨經濟的大發展，樓宇炒風盛行，房價增長了十倍左右，但是居民的收入卻沒有十倍的增長，高房價已經是老百姓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於一段時間內公共房屋的停建，很多基層民眾都面臨住房的困難。”說政府失誤也好，社會分配政策有改善需要也罷。總之，澳門過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擠佔社會資源優先發展某些產業，對普通市民帶來的實際生活上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近年來大有愈演愈烈趨勢的遊行等民間運動似乎已經為社會敲響警鐘。這樣的民生代價該如何挽回？

其四，立法議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何少金坦言：“作為一個“賭城”，澳門需要付出的代價會更大，尤其是賭權開放對社會價值觀的扭曲更不容否認。在經濟發展、社會思想變革的同時，澳門雙職工、單親家庭的比例大幅提高，2010年澳門離婚率高達28%。有調查顯示，有的學校一個班裏就有超過一成的學生來自單親家庭。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心理是很脆弱的，行為上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需要我們關注。這並不是政府有錢了，大把派錢所能解決的。”而且，澳門青年聯合會會長馬志毅、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理事長戴華浩等從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士也多次強調，不少的調查已經證明，澳門青少年的競爭意識、競爭能力已經有所落後，難以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甚至提出“只有提供保障，讓青年人獲得不低於在澳門的收益才能讓青年人願意走出澳門參與競爭”這種“說起來很‘窩囊’，但卻是沒有辦法，必須做”的建議。由此可見，作為澳門未來發展棟樑的青少年健康亦在過往的“發展“中代價付出，而且這個代價又是直接關係到未來，不容忽視。

城市形象受損 負面影響甚至在內地

提到澳門，在外人心中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賭”，博彩業的發展讓澳門從一個小漁村一躍成為國際都市的同時，澳門的“賭城”知名也不脛而走，“聲色犬馬、醉生夢死”曾經有人如此形容澳門。儘管澳門有獨特的中西交融文化、20多處的世界文化遺產，也曾經在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發揮過對外聯繫的重要視窗作用。但是現實是，澳門在大家眼中就是一個“賭場”，或許也有人會想到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但是“東方蒙地卡羅”的稱號卻始終是最廣為人知。這一點，對澳門來說可謂是福禍參半，有利的是它擴大了澳門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源。但不利的卻是，博彩無論是從普通社會學角度還是有些國家和地區的宗教信仰來講，都不是正面和體面的行為。所以澳門的城市形象也受到不利的影響，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而且，博彩發展對澳門社會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正如前面所言，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民生、青少年都因為博彩業的發展而出現方方面面的不良反應。

其實，澳門博彩的發展，受到影響的並非只是在本地。內地也同樣在付出代價。這一點海內外媒體都曾經給予過關注。曾有外媒報導稱：一系列涉及中共官員和國企老總的腐敗和洗錢醜聞已經透過媒體傳出去，在內地引發怨恨的浪潮。

中國國家媒體發表的社論稱，“賭博之風”影響內地很多人，導致無數人失去家庭儲蓄，巨額公款也在澳門的賭桌上白白流失。雖然損失的公款數額沒有報導，但媒體曾說，官員的豪賭“威脅國庫安全”。

此外，在中國出口主力省份浙江還出現一系列因為賭博導致的破產。據調查，2008年，浙江私企老闆至少在澳門輸掉約13億元人民幣，導致數十家企業關門。有評論稱：把浙江從賭博中挽救出來等於挽救中國的私營企業文化。

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業專家曾忠祿說：“對很多到澳門的內地人來說，那是一種異常激動的感覺。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到賭博合法的地方，他們被各種各樣的機會和自由弄得暈頭轉向。他們想賭大的，贏大的”。為此，北京曾宣佈大幅減少澳門旅遊簽證，把內地到澳門的旅行次數限制在每三個月一次，每次最多停留七天。

在本澳亦曾有議員指出：賭業興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