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詩詞“九一三”

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共和國歷史上罕見的一件大事,曾被稱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最終因飛機爆炸,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異國荒野之上。無疑,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極具戲劇性的事件。

不過,限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大多數人還不可能很快從中挖掘出歷史的沉澱物,許多人只是在震驚之餘,將內心的所感通過舊體詩詞的方式表述出來——因為只有舊體詩詞特有的包蘊性、概括性,以及文詞的典雅和張力,才能傳達出當時人們極其複雜的心情。

毛澤東吟誦的幾首古詩

關於“毛澤東和林彪”,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也是一個歷史悲劇性話題。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受到巨大影響,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據說他為此一連兩天兩夜沒有入睡,後來又大病一場,甚至在翌年初還曾突然休克一次,此後雖然被搶救過來,身體卻從此垮了),心態也發生了極大變化。無疑,真正的“晚年毛澤東”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到來的。毛澤東的內心深處可謂無比蒼涼,而當時在他的周圍,幾乎沒有什麼人能排遣他的這種蒼涼,只好尋找古籍和古典詩詞來慰藉自己。可是他的眼力已不行了(已患白內障,後來還動了手術),於是他要求有關方面提供後來被稱為“大字本”的古籍印本,即按其具體要求,組織人員重新點校和注釋,最後加以印製的“大字本”。這種“大字本”在“九一三”事件一年之後陸續被印製出來,此後直到1975年左右結束(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頁)。這可從一個側面瞭解毛澤東當時的心態和心境,以及研究當時他所關注思考的問題。

晚年的毛澤東已無力創作講究音韻平仄等諸多形式的舊體詩詞了,但他可以通過吟誦古典詩詞寄託自己的情感。針對“九一三”事件,他非常自如地背誦出一些古典詩詞,並且又略微做了一些“加工”:

一、杜牧的《赤壁》。

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1971年10月16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葉劍英、熊向暉等談話時,說到了叛逃和暴死的林彪,連連說:“我的‘親密戰友’啊!多‘親密’啊!”(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反諷完了,他不禁接著念了唐代詩人杜牧的一首《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接著,毛澤東又解釋說:“三叉戟飛機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熊向暉《歷史的注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

毛澤東吟誦杜牧的這首《赤壁》,可謂感慨萬端、五味雜陳。

二、李攀龍的《懷明卿》。

“九一三”事件的翌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老朋友周世釗。毛澤東與周世釗也是詩友,毛澤東曾給他寫過《七律・和周世釗先生》,以及一些論詩的書信(如1958年10月關於“坐地日行八萬里”)。然而歲月沒有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了,這一年毛澤東臨近八十高齡,而周世釗也早已年逾古稀,在他們最後的這次談話中,兩人又談到了詩詞,特別是談到林彪時,毛澤東當即念了一首古詩:

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

高臥不須窺石鏡,秋風怒在侍臣顏。

這首《七絕》是明代詩人李攀龍作的,原題為《懷明卿》。其中“豫章”指的是江西,“彩雲間”是指黃昏時候的雲彩,而“九派長江九疊山”則是指長江(由九條支流匯合而成),這裏自然可以帶出一個廬山,而廬山又是林彪與毛澤東發生破裂的地方,也是毛澤東彼時想起這首詩的原因。詩的第三句,毛澤東借指林彪在廬山開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只宜高臥大睡,而不須窺照石鏡作深刻的自我反省,“窺石鏡”三字是出自李白《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閑窺石鏡清我心”之句。此前在廬山,毛澤東對林彪還有一線希望,希望林彪能作檢討,但是林彪倔強,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於是一發而不可收拾。詩的最末一句,當時毛澤東念罷,順口將“侍臣”改為“叛徒”,並且說將此詩送給林彪是最恰當不過的了,那意思是借助比興來說:憤怒的秋風橫掃了叛徒的嘴臉。

“高臥不須窺石鏡,秋風怒在叛徒顏”,後來人們認為這是毛澤東送給林彪的挽詩,也是給林彪的一幅絕妙畫像。

三、杜甫的《詠懷古跡五首》之三。

毛澤東與周世釗談興正濃,吟誦並戲改了李攀龍的《懷明卿》,又順帶吟誦和戲改了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荊門”在湖北,林彪的家鄉也在湖北,杜甫原詩是說“生長明妃尚有村”,那分明是歌詠王昭君的,王是西漢南郡秭歸人,即今天的湖北興山縣人。所謂“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不是又與林彪葬身大漠相同麼,這足見毛澤東熟悉古典詩詞的程度,且“活學活用”。後來有一書《毛澤東詩詞聯大觀》,內稱這首杜甫的詩,毛澤東以“明妃”改為“林彪”,是“只取前四句,僅改其中兩字,巧合無間,妙不可言”,香港的羅孚先生則以為這“真是拍馬拍得妙不可言了”。

四、白居易的《放言》。

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的那段時間裏,傳說毛澤東經常誦吟白居易的詩句: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也許是因為這種強烈的感覺和況味,毛後來決定把他在1966年7月8日於“西方的一個山洞”(即毛澤東故鄉湖南湘潭韶山沖附近的“滴水洞”)裏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作為中央文件向下傳達了。

五、關於評價賈誼的兩首詩。

現傳毛澤東有兩首評價賈誼的詩,皆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副編”,有人以為格律不合,似非毛澤東所作。分別為:《七律・詠賈誼》:“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七絕・賈誼》:“少年倜儻廊廟才,鬥志未酬事堪哀。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台。雄英無計傾聖主,高節終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步塵埃。”

有人以為:前者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毛澤東大病一場後所作,意在借賈誼感傷梁王墮馬而死來寬慰自己,不可考,存而不論。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是有一定程度的反省的,他也在考慮如何解決“後林彪時代”的“文革”問題。也就在“九一三”事件不久,毛澤東此前於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一封信被公開,說明毛澤東早就對林彪有所懷疑和擔心,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對“九大”之後林彪和江青兩個陣營的矛盾爭鬥有所說明。當然,這只是有所補救而已,真正要解決“文革”的問題,必須做出“糾左”的措施。隨即,毛澤東於“九一三”之後的1971年10月,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辦公會議,此後葉帥的作用得以突出了。同年11月,毛澤東決定為“二月逆流”平反,一批曾受到過林彪迫害的解放軍將帥得以出山,接著周恩來總理抱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嘗試性地實施“糾左”,把“文革”造成的損害減到最低程度。這一期間,毛澤東除了佈置審查“林彪集團”外,還格外強調內部的團結,防止“九一三”事件的惡性影響。於是,毛澤東在閱讀“大字本”時,特別要求有關方面注釋《晉書》中的謝安、謝玄、桓伊、劉牢之諸傳,這四個歷史人物均和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有關,而淝水之戰是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東晉的勝利又是和當時內部的“群臣輯睦,內外同心”分不開的。毛澤東囑咐傳閱《晉書》四人傳,分明是要求當時的中央領導鑒於“九一三”事件的教訓,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經過“九一三”事件,毛澤東可謂“心事浩茫連廣宇”,突然對一些形而上的問題也關注起來。到1972年底,他的“大字本”閱讀更加豐富了,由歷史進而包括對社會、自然、宇宙等各種問題的興趣,並先後佈置了對《舊唐書・傅奕傳》、屈原《天問》、柳宗元《天對》等的注釋。傅奕是唐初反對佛教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天問》則是屈原被放逐之後“仰望星空”而提出的有關宇宙、自然、歷史的一系列問題的奇文,此後柳宗元對之作了嘗試性的回答即《天對》。那麼,“九一三”之後,毛澤東為何“思接千載”,開始思考這些有關歷史、自然和宇宙的問題,這是否他當時真實心境、心態的一種反映?是否反映了他對當時中國政治形勢和國家前途的憂慮,以及面對“九一三”的後果即否認“文革”的傾向,他的擔心和憂慮呢?

遺憾的是,毛澤東的這些思考脫離了當時中國普遍的語境,也脫離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的真實思想。“九一三”之後的“偽問題”即林彪是極“左”抑或極“右”,竟成了他心目中的“真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被無限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涉及歷史觀、自然觀和宇宙觀等基本問題,真正成為“宏大事”。於是,在“九一三”事件客觀上提供給人們一個認真反思“文革”的絕佳機會的時刻,毛澤東未能沿著這個思路反思下去,相反,他不能容忍否定“文革”,不能容忍批判極左思潮。所以,“文革”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繼續發展下去,直至毛澤東逝世後突然刹車。

郭沫若稱讚“喬老爺”改得好

“九一三”事件後,最早以詩詞的方式表達心情的,是幾位擅長寫舊體詩詞的老革命家。

葉劍英在事件不久,即寫下了《斥林彪》:

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

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據《葉劍英傳》記載:“1971年9月13日,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的陰謀敗露後,從山海關機場倉皇爬上256號三叉戟飛機,叛逃國外。周恩來得知這一意外事件,立即通知葉劍英到人民大會堂,並指定他處理林彪善後問題及戰備事項。當晚,葉劍英轉移到玉泉山待命,隨時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然事變。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傳回消息,證實林彪叛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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