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言

眾所周知，中產是社會經濟前衛、政治後衛，是社會穩定和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並需要政府當局留意中產對社會穩定所起的中堅力量。不可口非的是特區政府在多年來都會努力為中產階層錦繡添花，但是面對國際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高通脹、實際負利率、高樓價等社會實際問題侵蝕著各階層，而居民收入增長遠遠難以追上樓價升幅及通脹的步伐，令不少中產難以負擔不斷上升的樓價。顯然，任何政策都需要與時迸進，中產階級的政策也考驗著政府當局的施政智慧。在即將展開下一年的政府施政報告中，對於中產扶持的政策及未來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的確確是需要繼續推出更多適宜社會需求及切合實際的中產政策或措施。

自本澳回歸祖國十三年以來，整體社會經濟收益及居民的生活環境及生活質素有質並有量的提升，特別在博彩業開放之後的十年以來，由過去單一性的博彩娛樂經濟模式轉變為多元經濟模式，居民的就業或創業機會亦多起來，並且居民的收入也是水漲船高，特別是進入博彩娛樂場所工作的居民，他們的年收入以一般企業的職位相比較，也真是拉得相當遠的距離，這也是家鳴戶曉的事實，更是造就了一大批的中產階層，有舊的有新的，亦有老的及有年輕的。以日前有團體對中產的定義來講，現時本澳家庭月入最少2萬至10萬元的可列入中產，以目前收入中位為一萬一千元來講，一個家庭若有超過兩人工作的話，相信現時整個澳門的居民家庭都有超過五成或甚至更多的居民都能列入範圍之內。例如，日前，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公佈的中產報告首階段調查顯示，以收入中位數計算，家庭月收入2萬至10萬所占就業人口比例列入，約有42%就業人口可被列入中產。中位數相對人均收入更傾斜於中下層，更貼近實際收入。該報告解釋，據對典型家庭財務模型的分析，研究按照去年9大行業的收入中位數，中產家庭月收入至少要達2萬元，上限為10萬元。家庭人均飲食月支出約1，500元;未成年孩子教育人均月支出約3，000元;需贍養老人的人均月支出為3，000元。根據上述的標準，中產階層人士占就業總人口的42.8%.在澳門經濟學會近日的另一份專題研究中，75%受訪者認為中產月入最高30001至35000元，約25%認為最低為5001至10000元。受訪者認為中產家庭月入最高介乎60001至100000元，最低介於10001至20000元。

另一方面，有數據顯示，2010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已是回歸時的4倍多。2010年，澳門經濟基本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並重新邁入較快發展的軌道，全年經濟實質增長率達到27.1%。2011年首三季的澳門經濟增長持續，升幅均超過20%。由於經濟增長速度快，經濟規模亦不斷擴大，在基數較大的情況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估計2011年全年GDP增長約20%左右。雖然澳門GDP基數已相當大，澳門整體經濟增長逐漸進入穩定期，但今年仍有大型博彩娛樂項目落成啟用，整體經濟環境仍屬理想，預測今年全年GDP仍有10%左右的增長。也有調查報告指出，經濟飛躍發展推動澳門本地的社會結構在過去幾年呈現深度的變化，尤其是中產階層的崛起，成為特區政府關注的政策對象之一。自認屬於中產階層的住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其收入中線也逐漸與澳門整體的住戶收入中位數靠近，“中產階層”在澳門幾乎與“中層收入人士”劃上等號。然而，澳門的中產階層也有本身的社會特徵，例如不一定曾經接受過高等教育，以從事博彩、公共行政、社會服務行業為主，有較高的居所自置率，對澳門有較強的歸屬感，較傾向於關心澳門時事，但國際視野不足，不熱衷參與社團活動等。從調查分析結果可以看到，自認為中產階層的住戶如今幾乎占澳門住戶總數的一半，中產階層對政府的支持足以影響政府在社會上的認受性，甚至澳門社會的長遠穩定。為此，在2012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提出要主動鼓勵中產階層的公民參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要重視他們的意見，這對促成成熟的澳門公民社會，使政府和居民之間在重大的公共政策和改革議題上能取得更大的默契、共識和信任，將起到一定的功用。

其實，不可否認的是，在社會學家看來，中產階層早已不是一個財富標桿的象徵，而是起著政治“穩定劑”和“緩衝帶”的作用。尤其是在轉型時期的社會中，中產階層不僅可以積極緩衝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還具有拉動內需、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並且根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理想的社會結構應當是“橄欖型”的，即權貴與富豪、窮人與弱者都是少數，而社會的主體正是以穩定、理性和務實為特徵的中產階層，他們在政治上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則是承載著現代文化的主體。 但是，放眼全球，在某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產階級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被邊緣化，甚至被拋棄的情形比比皆是。前任法國總統的薩科齊在他的著作《見證》一書中指出，中產階層成就了法國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進步。但是，自從1975年結束“光榮三十年”以來，法國政府犯了一個重大決策失誤，這就是逐步中止了針對中產階層的社會政策，其結果是，在進入21 世紀以來，法國中產階層的社會絕望感已經趕上了貧困者。有學者則指出，在前盧拉政府時期，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減貧計畫，諸如人人照明計畫、巴西廚房計畫等，使得窮人的經濟地位取得了顯著的提高，但在這一時期，政府在中產政策上的缺位，卻導致了一種社會現象,即窮人經濟地位在改善, 而中產階級經濟地位在下滑,這樣的情形導致了巴西中產階級的地位惡化。還有學者指出，比如，政府的窮人政策就相對而言要簡單得多，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句話“經濟救濟”，無論最低生活保障金、住房政策，還是其他形式的援助，基本是一個思路，即政府動用二次分配機制，直接給予受助者經濟和物質上的援助，這種形式的援助簡單而有效，也能為政府贏得更廣的讚譽，因此，在制定和執行上，就順利得多。而中產階級，顯然不是靠救濟出來的，往往需要動用多種手段，曠日持久並且還不一定有明顯成效，我們認為，這正是造成中產政策缺失的重要根源。除了經濟政策上的扶持，政府在政治上對中產的傾斜依舊任重道遠，構建中產階層所追求的政治權利平等與政治機會分享的制度保障體系將是中產政策的核心要素，以作為代議制政治機構的立法會為例，在現屆議員中，中產群體的代表所佔比例較小，其聲音顯得較為微弱。因此，需要通過循序漸進地改革選舉制度，使得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可以吸引、容納與鼓勵更多的中產人士參與。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包括政府決策層在內的本澳各階層，對於中產社會的形成持渴望和支持態度。行政長官曾多次表示，中產階層的生活及發展是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重點，如何扶持中產階層的發展，更是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重點。但是基於現實情形看，這些政策目前收效並不明顯，說明政府在中產政策上的困局尚待突破。同時也表明，學界、社會、官方等越是對澳門的“中產社會”熱情高漲，越有必要冷靜地對社會現實加以分析，為“橄欖型”中產社會的形成創造條件、培植土壤。並且在過去的十年來，收入差距加大是澳門社會矛盾的焦點之一，其張力已經使社會各階層的社會心理極度扭曲。在其他地區（如香港）：一個人的收入水準與職業聲望、教育程度是呈高度正相關的，但澳門因特殊的產業結構和就業政策而導致三者之間未必是高度正相關的關係，如澳門數量龐大的博彩業就業人員，其收入水準雖然相當可觀，但職業聲望、教育水準等方面卻廣受詬病，並且由於身份認同的危機，還面臨著中年後經濟下滑的窘境；再比如，同為教師，即使專業資格、從業年限、學歷水準都一樣，公校和私校的收入水準也有比較大的差距，這種同工不同酬的現象顯然並不受市場支配，而是政策使然。因此，政府有必要檢討就業政策、人資政策等，如進一步限制博彩就業人員的教育水準、鼓勵在職博彩人員的繼續教育、對專業人士的資助等。並且尤為重要的是，政府一定不能喪失對收入差距進行調節的能力，政府完全可以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福利等綜合性政策,大大地縮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對於中產階層而言，比之於帶有救濟性質的社會保障制度，一些制度性的保障措施，政府也須及時推出，例如針對中產的住房金融扶持政策等。由此可見，政府的中產政策，必須是在保證快速而穩健的經濟增長的同時，為個人發展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遇，讓更多的中產人士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路徑具有可複製性，由此形成全社會努力向上、奮發有為的良性情緒和氛圍。

也傎得一提的就是，中產階層群體是社會生產和消費的中堅力量。但是，在很多人都羡慕的中產階層裏，有相當部分的人卻背負著沉重的房貸壓力。目前，發達國家城市中的房價收入比中，倫敦為6.9倍、紐約為7.9倍、悉尼8.5倍。再看澳門，以去年住宅買賣的成交金額588.6億元和17,176個成交量計算，平均樓宇單位價格約340萬元。按照兩人家庭月均收入2.2萬元為標準，家庭年收入約26.4萬元，則房價是收入比的約13倍，結果超出合理範圍。房子成為壓跨中產階層的最後一根稻草。中產階層本來不應該成為夾心層，他們充滿希望地投身於社會經濟建設，期冀成為中流砥柱，而他們卻不得不面對自己賴以遮風避雨的一片瓦。月薪過萬元，收入水準中不溜。他們說，自己過得很不輕鬆：好不容易才湊足首付買了房，淪為“房奴”；貸款買車，又還貸又養車，不折不扣的“車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淪落成了“孩奴”。除了高昂的房價，一些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已大大超出了中產階層所能承受的範圍。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中產階層不斷貶值為“夾心層”，與低收入人群在同一屋簷下爭住房、爭市政公用品。如果在房價猛漲的前提下，住房制度改革和樓市調控僅僅限於通過建立廉租房制度來解決低收入者住房還不夠。在高房價面前，包括中等收入階層也是“窮人”，也買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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