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主旨是概括總結黨在前一階段的工作，向全體黨員闡明今後党的工作方針，並對未來進行展望。在黨的“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筆者對此前召開的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進行了一些梳理和研究， 旨在幫助讀者加深對黨的政治報告的認識和理解。

黨代會政治報告的發展

在党的歷史上，被冠以“政治報告”的文獻屈指可數。1926年10月11日中局會議的檔被冠名為《中央政治報告》，這是一份介紹全國政局、通報黨的對策的文件。該檔最早由192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訊}第七期刊印。

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在中央特別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被冠名為《政治報告》，報告指出了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存在的各種危險傾向和幾項挽救的策略。

1927年1月8日，一份副題為《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主要工作》的檔被冠名為《中央政治報告》，該報告被刊印在《中央政治通訊》第十五期上。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僅有兩個在標題中有”政治報告”的字眼。”八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十一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中國共產党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不是每屆黨代會都有政治報告

每一屆党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有報告這個環節，有的是工作報告，有的是修改黨章的報告，有的是軍事報告，有的是組織問題的報告，等等。通常，這些報告中有一個主要的、重要的報告，被黨史理論界稱為政治報告，但不是每一屆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報告都被稱為政治報告。

“一大”於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會議第一天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作報告，大意是:1.國際形勢；2.第三國際的工作狀況及其使命；3.中國共產党的任務。馬林很善於言辭，報告的時間很長。馬林的報告沒有被稱為政治報告。“二大”至“五大”的報告都是由陳獨秀所作，但都沒有被稱為政治報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這是第一份被黨史研究界稱為政治報告的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報告。此後，各屆党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主報告都被稱為政治報告。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屆覺的全國代表大會全會中的主報告，有時也被稱為政治報告。例如，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党在延安舉行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中有許多報告，其中，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被稱為政治報告。毛澤東的報告是這次會議所有報告中最重要最全面的一個，稱為政治報告，當之無愧。

“六大”、“七大”的政治報告不但有書面報告，還有口頭報告的部分。1928年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早在4月間，他已寫成一個書面報告。在口頭報告中，他只就書面報告未展開的意思，加以闡述和補充。口頭報告長約7萬字，講了9個小時。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向七大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同一天，毛澤東向大會作了口頭報告。

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在党的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無一例外地出版了單行本，單行本僅署報告人的名字。

黨代會政治報告的撰寫

由於戰爭年代的限制，“六大”，“七大”政治報告多是領導者個人智慧的體現。

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他為這個報告費了很長時間，對文章中的措辭都進行了仔細推敲。對國民黨如何措辭，毛澤東曾考慮半年之久。

新中國成立後，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更多地融入了集體智慧，有的成立了專門的起草委員會，有的成立了報告起草小組。無論是報告起草委員會，還是報告起草小組，都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例如，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的名單。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王稼祥、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7人組成。

改革開放以後，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起草都是由起草組(或起草小組)完成的。例如，2006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十七大”報告起草組。12月11日，在中南海懷仁堂黨的“十七大”報告起草組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胡錦濤總書記擔任起草組組長，劉雲山、曾培炎擔任副組長。起草組的成員，有來自中央機關、國家部委、軍隊的負責同志，有地方領導幹部，也有專家學者。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把起草過程變成廣開言路、集中智慧、凝聚共識的過程，這是歷次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重要經驗。

黨代會政治報告的報告人

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由誰來作，是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決定的。政治報告通常是由時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來作，有時是中央政治局決議由黨內職務高、威望高的人來作。“六大”的政治報告是瞿秋白作的。因為瞿秋自在1927年“八七”會議止主持糾正和結束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對中央的領導，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選舉產生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席。

1938年，中共中央決定9月下旬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個決定，中央及時電告了常駐武漢同國民黨上層搞統一戰線工作的王明。王明權力欲望極高，他致電中央說准備回延安出席六屆六中全會，不過政治報告要由他來作。王明深知，誰作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意味著誰是第一把手。

王明很懂得這一套，非力爭不可。中央電複王明:你來延安開會極好，誰作政治報告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決定，你先准備也無妨。這樣，王明才離開武漢，乘火車到西安。到達西安又停了下來，覺得作政治報告之事尚未敲定，即電告中央，提出政治報告由他作才能來延安，否則就回武漢去。中央電複王明還是到延安後再商量，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報告內容後再定。就這樣，王明才勉強來到延安。

1945年“七大”的政治報告是毛澤東作的。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黨中央和軍隊擁有當之無愧的領導地位。1956年“八大”的政治報告是劉少奇作的。1955年9月在八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是華國鋒作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報告是胡耀邦作的。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均是江澤民作的。江澤民是在党的全國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最多的黨和國家領導入。“十七大”的政治報告是胡錦濤作的，這是胡錦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的苜份政治報告。

黨代會政治報告的內容

從寫作角度來說，党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具有一定的模：《化的特點，所以通過分析歷屆党的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使用詞語的變化，可以瞭解當時的時代特徵與變化趨勢。

“六大”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1925年至1927年中國革命的報告》;從理論上正確地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批評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共分為5個部分，深刻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總結了中國共產党成立以來領導人民民主革命的經驗，特別是抗戰以來國共兩條抗戰路線鬥爭的經驗，提出黨必須實行“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為此，報告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完整地制定了現階段的具體綱領和政策，提出了“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鬥爭口號；強調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改革，同時提出准備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轉變，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

“六大”“七大”是中國共產党在全國取得政權前召開的，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後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七大則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為抗日戰爭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1977年召開的“十一大”，華國鋒作《中國共產党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政治報告主要內容是:第一，總結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批判了他們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而結束。第二，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因此，今後依然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為綱。第三，重申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党的根本任務。報告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的8項主要任務，要求黨中央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在本年內初見成效，3年內大見成效。

“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是中國共產党取得全國政權後在改革開放前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遺憾的是，八大的正確路線很快被拋棄，階級鬥爭為綱成為全黨的中心工作，並且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得到確認，得以延續，嚴重影響了經濟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先後召開過6次全國代表大會。6次大會的共同的主題詞有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建設。對比新中國成立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召開的3次党的全國代表大會，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時代主題的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