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改革開放以來黨員結構多元化發展可以看到，在黨員結構優化和改善取得大的進步的同時仍存在著某些不平衡和“短板”，給黨的建設和執政帶來不可小視的挑戰和風險。應對黨員結構多元化發展帶來的挑戰和風險，要在全方位的審視謀劃中探尋新路，提高黨員結構優化和質量建設的效能與“軟實力”，保証“共產黨自己不出事”。

“三多”的利弊

党員發展增速過快和規模過大，加大了黨員管理的難度，並給人以趨向“全民黨化”之感。改革開放30多年，是党成立以來党員發展速度最快、數量最多的時期，從1978年時的3698萬人發展為2011年底的8260.2萬人，特別是1992-1999年期間，年均增長約227.5萬人。從党員與全國人口的比例來看也有過大的傾向，黨員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49年的0.83％增長到2009年的5.75％。

黨員結構的年輕化和高學歷化對強化党員的信念信仰和執政意識提出嚴峻挑戰。蘇東劇變以來，黨員結構多元化發展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出現了“三多”，即青年党員多、學生黨員多、高學歷黨員多。

從青年党員的比重看，青年党員在全國黨員總數占的比例由1990年的21.7％增至2010年的24.3％;在新發展黨員中的比重1997年至2002年6月是75.2％，2010年達81.8％。從學生党員發展的比例看，2005年學生黨員占新發展黨員的29.72％，2008年達到38.01％，2010年為40.2％。從高學歷党員發展的比重看。截至2011年底，党員隊伍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黨員3191.3萬名，占黨員總數的38.6％，從最新當選的黨的十八大代表的學歷看，大專以上的為2122名，占93.5％。

盡管青年党員和學生黨員比例的提高給党增加了新鮮血液，充滿活力，但由於這些“80後”、“90後”的年輕和高學歷黨員自身的不成熟，對党的歷史和傳統缺乏瞭解和感受，更缺乏政治鬥爭的歷練和經驗，容易產生照搬西方民主的沖動，容易發生政治信念動搖和信仰危機，再加上由於部分青年党員對政權的重要，性和喪失政權的危害性認識不清，特別是對執政的責任意識、憂患意識缺乏足夠的認識，也存在弱化執政意識的危險。

近年來，黨員結構中的知識分子比重逐漸上升；這部分高學歷黨員是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成長起來的，因而受到市場經濟民主、法制觀念的影響，其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及政治參與意識都很強。這樣就有助於推動党內民主的發展。但是，高學歷黨員的增多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這些高學歷黨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社會上的精英代表，由於擁有了精英的身份，他們能夠很順利地向政治精英轉型。這樣就會無形中形成精英政治，而精英政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容易滋生腐敗問題。因而如何克服精英政治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好地發揮精英們的政治作用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黨員階層多元化的憂慮

黨員階層和職業的多元化及分化加大了思想認同和利益整合的難度，引起人們對黨的綱領和性質的非議。

一是自2001年黨中央提出“允許非公企業的優秀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黨員發展出現了階段性膨脹，“新階層”黨員由2002年的149萬名增至2009年底的384.1萬名，占全國黨員總數的4.9％。高收入、生活富裕的黨員和低收入、生活困難的黨員並存，個體老闆、私營業主党員和雇工党員並存，這種党員成分構成的多元化以及收入的巨大差距和利益矛盾，既加大了黨思想認同的難度，容易形成基於利益差距基礎上的不同“派別”，又會引起人們對黨的綱領和性質的非議。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黨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但是，具有非公有制身份的黨員的增多也會使人們對黨的階級基礎是否發生了動搖產生懷疑。此外，非公有制身份的黨員在入黨的同時也容易將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良思潮帶人到黨內。

二是工人党員和農牧漁民黨員的比重不斷下降，幹部黨員的比重穩步上升，並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以2003-2009年為例，工人党員在全國黨員中的比重從11.60％降至8.90％，農牧漁民黨員從32.50％降至30.80％，而幹部黨員的比重則由29.30％增至31.20％。下部黨員在黨內擁有優勢地位，從新近公佈的黨的十八大當選代表比例看，黨員領導幹部1578名，占69.5％，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692名，占30.5％。由於某些幹部黨員的腐敗或脫離群眾，與普通黨員的矛盾在加大党防止“官僚主義化”、“特殊利益集團化”的任務空前加大。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經濟改革的深化，黨員群體出現了流動的態勢。這主要表現為農民工党員群體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以及城市公有制企業的黨員群體向非公有制企業流動。流動黨員的出現及其數量的增加加大了對其管理的難度，這部分群體帶來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管理的缺位。由於流動黨員群體到新的地區，很少主動聯系當地的黨組織，從而導致了對這部分黨員管理的缺位。二是保持黨員先進性的難度增加。由於缺少與黨組織的聯系，流動黨員思想上容易受到拜金主義等腐朽價值觀的侵蝕，從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迷失自己，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也無法得到很好發揮。

而黨員結構多元化發展中少數民族黨員增速緩慢，將制約黨的民族影響力的發揮。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黨員在黨員結構中的比重有所提高，但與黨在民族團結與和諧發展的任務相比，民族黨員的發展比較緩慢，影響著黨對民族力量的整合。少數民族黨員2000年為401.1萬，所占比例6.1％，2003年為432.2萬，占6.3％，2008年為494.4萬，占6.5％，2010年為533.8萬，占6.6％。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比例只提高了0.5％。

除此之外，各種“投機型党員”、“功利型党員”、“能人党員”、“利益黨員”、“裙帶黨員”、“家族黨員”等混入黨內，不僅造成黨的質量”先天性不足”和下降，而且在社會和群眾中造成了惡劣影響，詆毀了黨的形象，降低了黨的吸引力。

黨員結構變化面臨的外部風險

價值多元化對馬克思主丈指導地位的沖擊。現代社會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導致了大量異質價值觀的湧人，對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沉渣泛起。這在黨內就表現為部分黨員受市場經濟中的不良思潮影響，黨性宗旨淡化，理想信念缺失，對馬克思主義立場不堅定，逐漸產生了權力尋租等腐敗行為。而這些現象的產生也和改革開放以來黨員結構的變化有一定關系。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得中國社會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為了能夠進一步擴大執政基礎，許多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成員被吸收進黨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將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帶進了黨內，這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產生了沖擊。

市民社會崛起時黨執政地位的挑戰。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體制本身所固有的民主與法制觀念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日益深入人心。這種現代政治理念的普及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力量的不斷增強，中國的市民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而初具雛形。市民社會的崛起反映了人們對民主的強烈訴求和對參政議政的迫切期待。黨員結構的變化恰恰反應了市民社會的政治利益訴求，越來越多的非公有制經濟的成員和知識分子要求加入黨組織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就是明証，他們在給黨的執政理念帶去新鮮血液的同時，也會產生思想上的交鋒，這就有可能不利於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一貫性，同時也會造成政府在執行過程中的困擾。日益增長的市民社會的政治需求與黨和政府政策在決策執行過程中不能很好地滿足這些需求之間的矛盾將會成為中國社會在政治領域甚至是社會領域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

全球化背景對黨員素質的高標准要求。面對全球化，作為執政黨的黨員就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這樣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中正確處理國際事務，在讓會轉型時期妥善處理各類群體性事件，使得黨能夠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及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永葆先進性。而作為執政黨也應該在吸納黨員時，注重黨員的職業結構、年齡結構及能力結構，改善黨的組織結構、政治作用及管理方式以適應社會需要。

應對黨員結構變化的對策

應對黨員結構多元化發展帶來的挑戰和風險，要在全方位的審視謀劃中探尋新路，提高黨員結構優化和質量建設的效能與“軟實力”，保証“共產黨自己不出事”。

處理好黨員量與質的關系

未來党員發展已經不是數量和規模的問題，也不是搶占什麼“地盤”的問題，而是如何提高已有黨員個體的素質橢臣力與黨的整體功能和質量問題，要尋找促進黨員結構優化和質量建設的新的生長點。

因此，党在發展黨員的過程中要擅於整合各社會群體的力量，以形成合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角度考慮，黨應將更多的各方利益代表納入到政治體系中，通過整合各階層黨員的意志，並上升成為全黨的共同意志。

不僅如此，黨還需要鞏固其階級基礎，在吸納黨員的過程中要以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為主要發展對象。從重視優勢群體党員發展轉向重視社會弱勢群體和薄弱環節的党員發展。在此基礎上，考察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並通過不斷的政治實踐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同時，還要考慮社會信仰多元化情勢下的信教優秀人士的入黨問題。

此外，黨內監督機制也是十分必要的，通過党內的民主監督，使黨員腐敗行為無處遁形。

“啟動”基層黨支部

基層黨支部是党的支點和基礎，但目前的基層黨支部多數管理鬆散，長期不活動，組織生活流于形武。一切決定都有上級做出，支部成為上級黨組織的傳話筒，黨員在這裏沒有主人的感覺，也沒有發揮作用的機會，久而久之黨員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