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家成為黨代表，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有7人當選；2007年的“十七大”，當選人數增至17人；2012年“十八大”，增至24人。

從全國範圍來講，他們多是生面孔，而且基層企業家的比例較高。

令人意外的是，北京、上海、廣東等經濟發達的省市，沒有民營企業家代表。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八大”）將於2012年下半年召開，有多少民營企業家躋身其列？

截至2012年6月底，全國31個省份均已公佈參加十八大代表的人員名單，根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其中民營企業家黨代表有24人。

中央組織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達8260.2萬名。“十八大”黨代表名額為2270人，相比“十七大”增加了50人。

這些年來，隨著非公經濟在經濟全局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出現在這一最為重要的會議上。民營企業家成為黨代表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7人當選；2007年“十七大”，當選人數增至17人。而“十八大”中的民企力量又有一定幅度的增長。

與全國“兩會”中明星企業家雲集不同的是，“十八大”的民營企業家黨代表，從全國範圍來講，多數都是生面孔，而且來自基層的比例較高。

“生面孔”與“村幹部”

當村裏的計劃生育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時，雷洋洲讓媳婦“第一個做了絕育手術”；當村裏拆遷改造時，他又是“第一個遷走了自家的祖墳並帶頭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成功當選“十八大”黨代表的民營企業家共有24名，他們都是企業掌門人，同時也大多是黨委或支部書記。這24人來自16個省份，也就是說，其餘15個省份無民營企業主當選。

令人意外的是，北京、上海、廣東等經濟發達的省市，沒有民營企業家代表。

江蘇和山東最多，各有3位企業家當選。江蘇代表為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蘇酒集團董事長張雨柏、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山東代表為玉皇化工董事長王金書、登海種業董事長李登海、威高集團董事長陳學利。

天津、山西、陝西、海南各有2位企業家當選，他們依次分別為雙街置業集團董事長劉春海、天地偉業董事長戴林、沁新能源集團董事長孫宏原、龍門科技集團董事長原貴生、榮華集團董事長崔榮華、華盈工貿董事長雷洋洲、現代科技集團董事長邢詒川、海南航空董事長陳峰。

各有一位代表的地區，除吉林的王志霞外，還有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河北）、善藝（李氏）工藝董事長李鳳榮（福建）、光合蟹業董事長李曉東（遼寧）、大禹節水董事長王棟（甘肅）、海亮集團董事長馮亞麗（浙江）、新豐種業董事長葛浩新（安徽）、大玉余甘果董事長黃丹紅（廣西）、東方路橋集團董事長丁新民（內蒙古）、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湖南）。

需要說明的是，力帆時駿振興副董事長李豫滇（貴州）、百步亭集團總裁王波（湖北）、力帆集團黨委書記譚沖（重慶）等，亦是當選為十八大代表的民營企業人士，但他們並非企業掌門人，故本文未將其列入民營企業家代表之列。

上述24人當中，除同時登上胡潤百富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中國首富”寶座的梁穩根屬於“超級明星”外，其他人以“生面孔”居多。

一個重要的原因，源於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省、直轄市、自治區和央企的代表中，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所占比例從“十七大”時的“一般不低於30%”，增至“一般不少於32%”；相應地，黨員領導幹部所占比例從彼時的“一般不超過70%”，減少到“一般不超過68%”。

因此當選的民營企業家們，大都充滿著濃郁的鄉土氣息。譬如他們中有五人同時是“村幹部”：劉春海、吳協恩、雷洋洲、原貴生和王金書。這五人分別是天津北辰區雙街鎮雙街村黨委書記、江蘇江陰市華西新村黨委書記兼村委會主任、陝西渭南市臨渭區盈田村黨支部書記、山西河津市龍門村黨委書記、山東菏澤市東明縣武勝橋鄉玉皇廟村黨總支書記。

他們當中，吳協恩是子承父（吳仁寶）業。華西村是著名的明星村、被認為是中國新農村建設的一面旗幟。

劉春海比吳協恩大一歲，1963年生。他在雙街村當了15年的支部書記。據《天津日報》報道稱，當年他上任時8個村屬企業經營狀況糟糕，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還跑到他家裏自薦當村主任，並稱“不讓我幹，你也別想幹”；截至2011年末，雙街村實現銷售收入35億元，利稅3.5億元。

雷洋洲、原貴生和王金書都出生於1950年代。1977年，25歲的雷洋洲辭掉化肥廠的工作，回到盈田村，意外全票當選村支書，至今已經幹了35年。《陝西日報》稱他開創了城中村發展的一個新樣本——盈田模式。他自己諸事身體力行，當村裏的計劃生育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時，雷洋洲讓媳婦“第一個做了絕育手術”；當村裏拆遷改造時，他又是“第一個遷走了自家的祖墳並帶頭拆掉了自家的房子”。雷當選為“十八大”黨代表後，渭南市委在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中發起“向雷洋洲同志學習”的活動。

原貴生是山西運城市唯一的基層黨代表。龍門科技集團宣傳部門一名原姓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原貴生每次出差“都想著給村裏拉一些項目回來”。這位人士記憶猶新的是，原貴生五年前就是“十七大”黨代表，當時進京時，“天下著大雨，但村裏街道上站滿了村民”；河津市四大班子領導也進行了歡送。

王金書是位退伍軍人，如今不僅是村支部書記，還兼任民兵連指導員。據《中國國防報》報道，2011年底王金書曾獲全國民兵工作先進個人稱號。山東菏澤軍分區黨委和東明縣委都曾開展過“向王金書同志學習”的活動。

“雜交玉米之父”、“河蟹第一市”和“神人”

“直到後來市委書記、市長見了，都說‘十八大代表’來了，還和我握手，讓我坐到他們旁邊，對我很尊重，才覺得有些不一樣。”黃丹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我太激動了！”王志霞說，“員工們為我買了鮮花，還買了不少鞭炮，還有員工寫詩為我祝賀。”

王志霞是長青市匯通駕校黨委書記、校長，是吉林省唯一當選十八大黨代表的民企人士。她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喜悅心情溢於言表，稱沒想到基層的非公企業也能當選黨代表，而這讓她的員工們感到一種“參與感和代入感”。

王志霞給南方週末記者發來了一份逾萬字的資料，上面圖文並茂地顯示，她於1982年進入長春市第一毛紡織廠成為一名工人，十年後下崗，擺過地攤、賣過盒飯，1997年考駕照時發現匯通駕校幾近倒閉，遂接手過來經營。初期員工有35人，其中共產黨員13人，於是她決定成立黨支部。

王志霞還在企業裏開辦了名為“匯通成功學院”的平臺。員工及時向黨組織彙報思想，然後形成文字裝訂成冊。據其介紹，現在這樣的冊子已經寫滿了50本，而每本的字數超過5萬。

在24名民營企業家中，與王志霞一樣具有典型基層特色的代表（包括五位“村鎮企業家”）占到六成以上的比例。

李登海的登海種業和王棟的大禹節水分別是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其主營業務分別是玉米種子和節水灌溉材料的研究與製造。以2012年7月31日的收盤價計，兩人所持股票的市值分別約30億元和10億元。

李登海亦是十四大、十七大黨代表，並先後擔任全國人大第八屆、第九屆常委，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他被稱為“雜交玉米之父”，但個人資產遠超“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稱為“中國科學家首富”，不過他說自己更喜歡農民這一角色；王棟是享受國務院專家津貼的節水專家，大禹節水提供給南方週末記者的材料中援引他人的話稱王棟為“神人”，理由是他下海經商後用10年將一個資不抵債且只有70名工人的小廠，打造成了一個資產達9億元、員工超過2100人（其中設7個黨支部，黨員132人）的上市企業集團。

李曉東、黃丹紅也是基層企業家代表。他們主營產品分別是蟹苗和甘果。

“如果說當選十八大代表的原因，可能是我們在農業科技這一塊的確做了一些事吧。”李曉東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說光合蟹業在生態育苗和稻田養蟹兩個領域讓蟹農累計增收400億元。遼寧盤錦因此被稱為“中國河蟹第一市”。光合蟹業員工共520人，其中黨員76人，高管8位中5位為黨員，中層管理者68人，其中黨員30人。

黃丹紅被稱為“全國科技種養女能手”，打交道最頻繁的是果農。她稱剛當選十八大代表後，“覺得和先前獲得的其他七八項稱號一樣，並沒什麼特別感覺，直到後來市委書記、市長見了，都說‘十八大代表’來了，還和我握手，讓我坐到他們旁邊，對我很尊重，才覺得有些不一樣。”

與上述兩人類似，安徽唯一的民營企業家代表葛浩新，也來自農村，被稱為“種糧（小麥）大戶”。此外，丁新民和陳學利也與基層有著天然的關聯。丁新民曾任伊盟公路工程局局長兼黨委書記，15年前棄政從商，做起“超級包工頭”，他執掌的東方路橋集團是內蒙古最大的路橋建設公司之一。2011年他接受《福布斯》中文版採訪時透露，東方路橋的總資產接近60億元，年內將從路橋建設中賺到13億元。他還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做起煤老闆，與央企神華集團合作共同投資了一個大型煤田。2011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曾發文介紹他“讓農民工當企業股東”的做法。

陳學利也曾當過村支部書記。24年前創辦的一家生產輸液器的小廠，現在已成為中國一次性醫療器械的龍頭企業並在香港上市，威高集團總資產超過30億元，設有14個黨支部，截至2011年中黨員數量425名。陳有一個提法，將“富人手術”變成“平民手術”。

黨旗插在企業，也插在海外

三一還將黨旗插到了海外，在美國、德國、印度和巴西等國均建立了黨支部。2011年其巴西黨支部在中國駐聖保羅總領館組織的“紅歌大賽”中拿了二等獎；美國黨支部曾組織“韶山紅色之旅”。

梁穩根無疑是民營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