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社會問題分析

林雙鳳

博彩業是澳門的主導產業,對澳門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002 年3 月31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結束了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長達四十年的博彩專營權,賭牌一分為三,之後每一張賭牌又拆分為正副賭牌。由此,澳門博彩業歷史進入了“六雄爭霸”的時代。賭權開放以來,經過短短4 年的時間,2006 年,澳門博彩業毛收入一舉超過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第一的賭城。2010 年底,澳門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為2173. 2 億澳門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49745 美元( 即398071 澳門元) ,是同期香港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1815 美元( 即247332 港元) 的1. 56 倍。

賭權開放一方面推動了澳門地區生產總值的迅猛增長,促進了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外來勞工、外來遊客的大量湧入以及博彩業“一枝獨秀”的局面引發出種種的社會問題。審慎地研究、判斷賭權開放以來澳門博彩業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對於實現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顯得尤為迫切。

一、澳門博彩業研究的文獻回顧

學界對澳門博彩業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對澳門博彩業研究進入繁榮時期則是在1999 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1999 年9 月,雷強提出要改革創新旅遊博彩業在澳門的發展,旅遊博彩業要進行現代產業化經營,對博彩業引入競爭機制等。鞏勝利、吳畏則對澳門回歸後的博彩業前景及整體經濟走勢進行盤點認為,回歸後博彩業與旅遊業將會繼續繁榮,地產業、金融業、國際貿易也會得到發展。

當前,學術界對澳門博彩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對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曆史、趨勢與適度多元發展戰略研究; 二是對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社會問題和賭博心理研究。

(一) 關於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歷史、趨勢、挑戰與適度多元戰略研究

1. 關於澳門博彩業的歷史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有向德富、王雪晴對澳門博彩業進行探源,鐘堅、朱敏指出澳門賭博業經歷濫觴時期( 1535—1930 年) 及四次賭權轉變時期,並探討了博彩業的發展狀況及其成效。郭一先指出澳門博彩業旅遊應發展為亞洲的拉斯維加斯,集博彩、會展、休閒為一體。2008 年2月至2009 年3 月,《古今談》連續推出《人民日報》駐澳門首席記者曾坤的親歷親見文章,從人文歷史的角度剖析了澳門博彩業的真實狀況。

2. 關於澳門博彩業發展的趨勢、挑戰與適度多元發展戰略研究關於澳門博彩業發展面臨的趨勢與挑戰,有王瑞軍、王五一、周梁等學者的研究。曾忠祿引進利益相關者理論,呂開顏、楊道匡則對澳門財政支出的特點進行分析瑏瑡,張雷則基於博彩業運行的虛擬經濟特徵等分析澳門的博彩業發展趨勢。澳門特區政府自成立後,便開始著手推動博彩業發展,從賭權壟斷經營向賭權的有限開放,以期提升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推動澳門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發展,進而促進博彩業發展休閒化、娛樂化。這方面有鄭向敏、王濤、黃培堅、張芸等的研究。張湛彬從博彩品種的供給種類、供給規模等來分析世界博彩業發達國家和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兩套不同的約束力量分別是市場和政府。郭小山、王薛紅等分別分析世界博彩業的發展趨勢及監管、其發展對國家金融安全的挑戰等; 李菲、嚴瑾等則以博彩業具有極強的外部性來探討博彩業的發展現狀瑏瑧; 其他相關的中國博彩業研究還有李磊、宣華華、陳靜慧、張家偉、劉猛與趙夢等。澳門如何實行適度多元發展戰略研究,主要有兩個基本著眼點,一是以賭權開放為切入視角,另一方面是以產業結構多元化發展為切入點。一方面,孫勇、陳守信指出賭權開放對澳門宏觀經濟有最重要影響; 劉淩雲、周瑩等從賭權開放以來,美資進入澳門博彩業市場導致澳門博彩業況激烈,認為澳門面臨博彩業獨大到向多元化經營轉變; 趙俊則以碼傭大戰為例認為,碼傭上限、簽證政策和規模控制一向是政府調控賭博業和澳門經濟的三把板斧; 鄭華峰從博弈論角度指出澳門博彩業要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尋求突破,真正做到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 左連村、徐久香等主要探討博彩業在帶動澳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對澳門的社會、文化以及內地造成廣泛影響,如博彩業帶動澳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但也對社會及內地帶來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袁持平等以進一步推動澳門產業結構調整為視角,分析澳門產業結構多元化的外部因素,提出澳門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策略; 郭小東、劉長生提出應在現有產業結構的基礎上促使澳門經濟逐步走上一條適度多元化的發展道路; 毛豔華認為,要適當控制博彩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以保持澳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從制度層面研究澳門博彩業以王五一等人為代表,如王五一的專著《賭權開放的制度反思》,從制度層面對澳門博彩業的賭權開放進行制度反思; 其他學者如羅振興從制度變遷,陳欣新從法律監管,李昌道從法律改革等層面推進研究。李昌道認為,澳門特區政府改革博彩業法律先行,運作規範,公開公正,澳賭權經歷四次改革; 2002 年博彩業開放不只是澳門博彩行業的變革,而且對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有深遠影響。澳門中西創新學院王斌康從博彩業專營權有限開放角度分析了澳門社會經濟發展,認為扭轉澳門特區經濟發展速度持續負增長是特區一個非常重要和現實的問題。王斌康認為開放賭權短時期內十分有利於走出經濟負增長,但它對於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內生經濟因素培養等幾個重要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依存條件無助; 長期看來,它對澳門社會經濟穩定發展造成的傷害是十分嚴重和持久的。

(二) 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社會問題研究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研究博彩業發展對澳門社會發展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程惕潔的《博彩社會學概論》是學界對博彩業研究的第一本概論性質的教科書。程惕潔論及博彩業的社會發展效應時,認為博彩業的正面效應在於活躍生活氣氛、聚斂社會財富、資助公益活動,其負面效應在於博彩業是社會財富的淨消耗、助長僥倖心理以及易生社會悲劇等。2007 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聯合開展的《賭權開放後對澳門的影響———青少年意見調查》,通過因子分析中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子,得到6 個因子分別是正面的經濟衝擊、正面的社會文化沖擊、正面的生態環境衝擊和負面的的經濟衝擊、負面的社會文化衝擊、負面的生態環境衝擊; 青少年博彩業就業意向調查則發現青少年已經逐漸接受在賭場或者博彩業相關行業工作。歐陽軍等人研究了澳門居民自賭權開放5 年來博彩旅遊業的多維效應,認為賭權開放政策開始產生實質性影響,博彩規模效應對博彩旅遊業的負面影響似乎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對環境和社會。羅靜則以外國資本進入澳門博彩業的經濟、社會後果為例,認為博彩業快速膨脹帶來了社會與經濟問題,博彩業邊際利潤下降,房地產價格猛漲,企業生活成本增大。同時,博彩業吸引年輕人,使更多青少年輟學進入博彩業。王斌康認為賭權開放使澳門博彩業迅速膨脹,一枝獨秀、一業獨大: 首先,它對其他產業產生排斥效應,使社會財富的分配在博彩業和其他產業之間出現失衡狀態,博彩業職工工資高於其他行業收入數倍,導致中小企業大量人才從各各行業流向博彩業; 其次,博彩業迅速擴張,博彩業短時期內需要大量工作人員,使得更多在校學生輟學,成為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限制條件,教育事業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的狀況進一步惡化。有學者探討外資進入澳門的社會政治問題,認為外資帶來的首要社會問題是西方社會現代文化對澳門傳統華人文化的衝擊,如經營理念、立法態度的不同及當地人不賭的風氣有所改變;其次,是對人力資源的影響,包括博彩人力資源短缺,進而是餐飲業、酒店業、建築業的人力資源短缺; 再次是對教育的衝擊、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分化、病態賭徒禍害家庭、禍害社會以及博彩中介與黑社會犯罪等。

東雲將賭博分為普通賭博( 包括娛樂性、社交、正常賭博) 和病理性賭博( 也即強迫性賭博) ,並分析賭癮的產生階段、原因及流派動機解釋。吳傑、王金獻則分析了現代博彩活動中的博彩行為帶有休閒娛樂行為的同時,其“病態博彩”帶來休閒娛樂活動的另一端,其病態心理表現為問題博彩( 即問題賭徒) 、潛在病態博彩者( 又叫潛在病態賭客) 以及病態博彩者( 又叫病態賭客) 三個階段。同樣的看法,也可以在楊日科的文章中看到。王薛紅、林巍則分別分析了賭博的特徵,認為賭博是一種特殊的個人休閒行為,按著名的“納什層次論”,賭博作為一種遊戲是被歸為第一層次的休閒活動; 與此同時,賭博的另一極端是病態賭博,認為國內外關於病態賭博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四種理論: 後精神分析理論、個性理論、行為心理學理論以及認和行為心理學理論。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對澳門博彩業的研究大多仍集中在實踐層面,從理論層面探討博彩業發展的相對較少。

二、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社會問題

伴隨著博彩業的快速發展,澳門進入了一種急劇變遷的社會發展期。伴隨著博彩業“一枝獨秀”地位的真正確立,澳門經濟結構的變動引發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同時也誘發了社會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如貧富懸殊、社會分配不公等。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引發了澳門顯在的或潛在的社會問題,大致包括六個方面。

(一) 就業結構嚴重失衡

澳門博彩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旅客,而且還帶動了相關行業如酒店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的發展; 與此同時,娛樂場數目、賭台的大量增加,使得博彩業需要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博彩業從業人員的薪酬比以往相比更加優厚。博彩業的快速發展面臨著一個結構性問題: 一方面,博彩業的快速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就業人員,包括博彩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普通博彩人員包括賭場荷官、兌換、賭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