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持大會開幕式
1969年4月1日，九大開幕式上，在宣佈大會議事日程後，開始選舉大會主席團。由於l76人的名單已經提前發給代表，毛澤東便直接問大家贊成不贊成。伴隨著全場雷鳴般的掌聲，全體代表舉手通過。接著是選舉主席團主席、副主席、秘書長，決定主席團秘書處成員。突然.毛澤東面帶微笑地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聞言趕緊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接話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連連擺手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全場立刻舉起右手，林彪高喊：“通過!”毛澤東話鋒一轉說：“那就林彪同志當主席團副主席，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又一致舉手，報以熱烈的掌聲。毛澤東接著說：“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再次舉手鼓掌。毛澤東說：“好，通過!”
隨後，毛澤東致開幕詞。他沒有講稿，開場白就是“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在回顧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後，他反復強調希望將九大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遺憾的是，代表們一看到毛澤東，激動的心情難以抑制，此起彼伏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極大地干擾了毛澤東的發言，講話聲和口號聲混雜在一起，以致20多分鐘的講話，大會秘書處只整理出649個字。
林彪扮演最重要角色
開幕式結束後，當天晚上19點30分，大會進入第一項議程：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其核心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九大上，林彪是風頭最健、也是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不僅作政治報告，而且新黨章總綱規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能夠作為既定接班人寫入黨章，江青功不可沒。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時，江青提出，林彪“應該寫在黨章上”，“一定要寫”!這次在討論修改黨章的會議上，江青堅持“林彪的名字還是要寫上，我們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全國人民放心”。江青的提議，得到康生、張春橋等人的附和與鼓動。為此，毛澤東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表示同意。這一嚴重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成為國際共運史上的一樁荒唐事。兩年後，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饒有意味的中央委員會選舉
歷次黨的代表大會的選舉，都是會場內外關注的焦點。
4月14曰，大會討論通過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完成第二項議程後，從15日開始，進入第三項議程，醞釀並選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提議把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等10個老同志選進去。他說：“不把這幾個犯錯誤的老同志選進去不好，”“如果不選他們，可能壞得更壞。”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l5日，大會主席團秘書處發出《關於選舉九屆中央委員會的規定》，提出一個總數控制在210人至250人的候選人名單。規定毛澤東和林彪為“當然候選人”，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和軍委辦事組的成員為“一致通過的候選人”，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限定為53人。由於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代表名額上的爭鬥，250人的名額怎麼也擺不平，原定21日舉行的選舉和閉幕式只好推遲。為緩解矛盾，20日，周恩來代表主席團提出了一個274人的修改方案。23日，名單又增至279人。最後，毛澤東出面做工作，他說，候選人提名總的是好的，公道不公道，只能是相對的。這才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爭鬥壓下來。為了保證投票結果不出意外，4月23日晚，進行了一次無記名的預投。
4月24目l6時，林彪主持大會選舉。21時，大會副秘書長王良恩宣讀選舉結果。毛澤東以全票當選(到會代表共1510人)。林彪獲得1508票，周恩來1509票。在這次中央委員會成員大換血的選舉中，王洪文、王秀珍、劉結挺、王效禹、聶元梓等“火箭式”幹部進了中央委員會，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占總人數的19%。在選舉中，有的代表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將並非候選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選舉結束後。林彪作了簡短的講話，通報了國內外賀電，隨即宣佈大會閉幕，為九大畫上了一個留下許多隱患的句號。
4月28曰，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由毛澤東主持，選舉了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與八大設4位副主席和總書記、在黨內建立幾道“防風林”的措施大相徑庭，九大只設林彪一位副主席。在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骨幹和親信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陳雲、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雖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黨的九大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惡果。l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它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樣，“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卓愛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