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共八大能夠制定正確路線的主要原因

60年前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八大),在我們党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功績和貢獻就是制定了一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路線,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党的建設指明了方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學術界對這條路線的正確性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對這條路線未能堅持下去的原因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但很少有人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當時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既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又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的情況下,八大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為什麼能達到那樣的高度?換句話說,八大在當時的條件下,為什麼能夠制定出那樣一條正確的路線?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並作出回答,對我們當前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會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同時也是對八大召開50周年的一種很好的紀念。

一、對蘇聯模式的深刻反思為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在八大的籌備過程中,發生了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事件,暴露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間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引發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一步思考。他們深刻反思蘇聯模式,以蘇為鑒,獨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而為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我們既沒有經驗,也缺少資金和幹部,因此,除了在外交上強調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外,在經濟建設上實行向蘇聯學習,爭取蘇聯幫助的方針。這在當時來說,是符合實際需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蘇聯的幫助,也的確對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事實證明,蘇聯的經驗也並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是成功的經驗,也未必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蘇共二十大揭開了蓋子,打破了神化主義,促使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深刻反思蘇聯模式的弊端,開始獨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毛澤東等深刻地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表現在經濟管理體制上,主要是管的過多,統得過死。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蘇聯“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這種體制是由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對企業發佈命令,直接指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央經濟管理部門直接控制企業的人財物和產供銷大權,嚴重束縛了地方與基層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鑒於蘇聯的教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措施和構想。針對我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毛澤東明確指出:“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於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 “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劉少奇也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國家機關往往對於企業管得過多、過死,妨礙了企業應有的主動性和機動性,使工作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應當保證企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在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幹部管理、職工調配、福利設施等方面,有適當的自治權利。”“我們的經濟部門的領導機關必須認真把該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該管的事。”為此,“必須適當地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職權分給地方”,“這樣,既能夠發揮中央機關的積極性,也能夠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機動,又便於實行相互的監督。”

蘇聯模式的弊端,表現在政治體制上,主要是最高決策權往往集中於斯大林個人,忽視民主與法制建設。對此,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也進行了深刻反思,並引以為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革措施。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於相對立的地位”。鑒於蘇聯的教訓,該文繼續指出:“高度集中的權力,是必須和高度的民主相結合的。當著集中制被片面地強調了的時候,就會出現許多錯誤。”1956年7月21日,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強調:“蘇聯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劉少奇在八大中也指出,“必須加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對中央一級政府機關的監督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地方各級政府機關的監督”,要“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

蘇聯模式的又一個弊端就是對領袖人物的個人崇拜。《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斯大林“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特別是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鑒於蘇共的教訓,鄧小平深刻指出:“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繫群眾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因此,“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使党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

所有上述對蘇聯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對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都為八大正確路線的制定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成為八大正確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提供了科學依據

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由此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我們党領導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基本經驗和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們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八大召開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基本摸清了新中國成立6年多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為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這次調查研究的序幕是由劉少奇拉開的。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劉少奇先後約請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37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彙報座談,內容包括工業、農業、商業、交通、財政、金融、文化、體育、衛生和國民經濟計劃等各個方面。5月28日,他又聽取了新華通訊社和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的彙報。在3個多月的時間裏,劉少奇除了參加外事活動和出席中央有關會議之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座談會。座談會一般從下午兩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七八點鐘,有時甚至開到深夜一點多鐘。座談中,劉少奇詳細詢問和瞭解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情況,記下了幾萬字的筆記。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從薄一波那裏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彙報工作,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彙報?”在薄一波等的組織安排下,從2月14日起,毛澤東開始了他在建國後乃至一生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到4月11日,毛澤東共聽取了國務院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彙報,整整用了37天。為了增加工業建設方面的感性知識,結合聽彙報,從4月12日到17日,毛澤東又連續6天參觀了機械工業展覽。4月18日起,新的一輪彙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彙報第二個五年計劃,24日結束,共6天。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34個部門作系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後綜合。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實際聽取彙報時間43天。在毛澤東聽取彙報的過程中,周恩來幾乎每次都來。鄧小平、陳雲有時也來參加。劉少奇也多次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彙報會。這樣,毛澤東召集的彙報會,實際上成為中央主要領導成員參加的規模較大的一次集體調研活動。

這一年,負責經濟工作的陳雲也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連續10天按行業聽取私營商業改造的形式和辦法的情況彙報。4月19日至5月13日,他離開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蘇、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對資改造小組負責人的彙報會,後在武漢召集湖北、湖南和武漢市的彙報會,接著又在廣州召集廣東、廣西兩省和廣州市的彙報會,並在上海、武漢、廣州三地分別同省、市工商聯正副主任委員進行座談,在上海還同工商界著名人士榮毅仁、胡厥文等座談,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5月13日,陳雲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聽取南方15個省、市私營工商業改造情況彙報。6月3日至9日,聽取北方14省、市私營工商業改造情況彙報。7月27日至8月7日,陳雲又連續10天主持召開物價問題座談會。

七十高齡的朱德也投入調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他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在遼寧考察。這兩次考察的重點,都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村的新情況。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對於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調查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正如毛澤東後來所回憶的:“那個十大關係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係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而《論十大關係》的提出和形成,為八大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在《論十大關係》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