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兩次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這兩次會議為何召開？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是偶然還是必然？潛藏其後的規律和因素是什麼？將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一比較和對照，對於我們認真學習和回顧黨的歷史，準確認識和把握黨的歷史的重要節點，深刻總結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經驗，是大有裨益的。

會議歷史背景比較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分析和總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有關。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以其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並長達四年之久。王明的“左”傾錯誤使黨在白區的力量遭受嚴重損失。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使中央根據地和紅軍的工作也受到極大影響。導致最直接、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央紅軍被迫撤出蘇區進行長征。長征途中，“左”傾統治者又驚慌失措，表現為軍事上的逃跑主義，處處被動挨打，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從長征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這引起了廣大紅軍將士的強烈不滿，人們對中央的軍事領導產生了懷疑。在全軍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許多人深感焦慮，認為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黨和紅軍就難以擺脫極為被動的困境。中國革命處在危急的關頭，黨和紅軍向何處去？歷史對解決此問題給予了呼喚，提出了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後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廣大黨員和幹部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是，這一順應時勢的願望遇到了嚴重阻礙，黨和國家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局面。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家建設百業待興，真理標準討論熱潮湧起。國內外大勢呼喚我們黨儘快就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

從兩次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看，承載重大歷史使命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的召開，不是隨心所欲的，不是隨時隨地發生的，它一定要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趨向和潮流，符合黨心、軍心和民心，這體現了歷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會議歷史條件比較

有了開會的需求，會議能否召開並取得成功，必須具備開會的條件，有相關積極因素的聚合。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都具有許多獨特的歷史條件。

首先，這兩次會議都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召開的。儘管在召開遵義會議時，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些重大決策須向共產國際彙報，尤其是變動黨的主要負責人、改變軍事指揮和軍事路線問題，更須立即報告，並得到其批准和認可。但是，1934年8月，由於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臺遭到敵人破壞，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繫。於是，一段時間裏在瑞金和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繫。這就給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創造了條件。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中國共產黨完全獨立自主召開的會議。

其次，這兩次會議都有個準備和醞釀過程。遵義會議召開前，黨中央已經連續召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不同的思想、觀點、意見已經開始交鋒。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黨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決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已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並經過充分討論達成共識。而且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全黨、全國已經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並取得成效，這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第三，這兩次會議都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兩次會議都發揚黨內民主，開展了積極的思想鬥爭，黨內民主得到發揚。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復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等積極發言，張聞天作反報告，支持毛澤東，在會上形成了多數。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走一路講一路，發表了許多意見。這些意見很快在中央領導層取得共識。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黨內民主得到極大發揚，與會者暢所欲言，會議開得民主團結、生動活潑的會議。

第四，這兩次會議都出現了眾望所歸的黨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在遵義會議上，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歷史選擇了鄧小平。毛澤東和鄧小平之所以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絕不是偶然的。在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和組織能力已經在領導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及在幾次反“圍剿”戰爭中得到充分展示。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才能得到全面展現。特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第二次複出後，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整頓，取得明顯成效，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

會議內容和開會方式比較

從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的方式和內容比較，兩個會議的不同點是：遵義會議是在戰爭年代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在和平年代召開的；遵義會議開會的時間比較短，從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只開了3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的時間，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開了5天，如果將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會的時間加在一起，則開了41天；遵義會議上博古（秦邦憲）、李德拒絕批評，不承認錯誤，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承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

從開會方式和內容的相同點看：第一，這兩個會議都改變或調整了原定議程。遵義會議的原定議程是，博古作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主報告），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後來張聞天在會上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被稱之為反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重要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此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針。毛澤東的發言引導了會議的走向，確定了會議的基調，會後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張聞天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重大決策，開得比較順暢和明確。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議預先設定的議題是討論經濟工作。從分組討論開始，就有人提出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重大問題。陳雲在東北組發言，提出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響應。由於會議的內容超過原定議題，會期也超出了原定時間。在閉幕會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分別講話，鄧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提出了實現歷史轉折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指明了黨在今後的主要任務和前進方向，講話實際成為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其次，這兩個會議確定議程、調整和增加議題，都是從當時最緊急、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入手。遵義會議是把軍事問題和第五次反“圍剿”經驗教訓總結以及組織問題擺在了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會議則是將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增加到議題之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央政治局關於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作為全會討論的主要任務。

第三，這兩會議對“左”傾錯誤方針和錯誤路線開展了批評和鬥爭。遵義會議雖然未涉及政治路線的對錯，但對軍事指揮上的失誤進行了批評。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進行了嚴肅批評，並對幾位中央領導人在粉碎“四人幫”後工作中的錯誤提出了批評。兩個會議最後分別都將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統一到毛澤東的重要發言和鄧小平的重要講話上來。

第四，這兩個會議都進行了重大人事變動和調整。遵義會議作出了幾項重要決定，其中三項都與組織人事有關。一是毛澤東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升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政治局委員。二是常委進行適當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恢復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指揮軍事的權力，同時周恩來還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認真討論和醞釀，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選舉產生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如此重要的會議，只有進行組織人事變動和調整，才能改變力量對比，調整和改造領導層和有關工作機構。

會議重要成果和歷史意義比較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著重大歷史意義，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遵義會議“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就體現黨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