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政壇，“60後”正省部級官員共有5位，不僅“初具規模”，且已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1960年出生的周強，不到47歲當選湖南省省長；1963年出生的胡春華，45歲出任河北省省長；1963年出生的孫政才，被任命為農業部部長時，年僅43歲；1961年出生的努爾•白克力，剛過46歲即當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1967年出生的陸昊，在被任命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時，離自己41歲生日還有一個月。

從國內看，“60後”高官是“60後精英”在政治領域裏的集中體現。他們年輕務實，政績斐然，且富有個人魅力，被視為“政壇新星”，引起廣泛關注。在近年的“兩會”和黨代會上，都能看到各路媒體蜂擁而上、“圍堵”他們的場面。有關他們的新聞，不再限於黨報黨刊的報道，也能迅速登上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且點擊率甚高。他們的名字和事蹟，不僅為其主政的部委、省份所熟悉，在全國也廣為人知。在《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採訪過程中，很多普通民眾對他們的個人魅力評價很高，對他們的親民風格頗多好感。

從世界範圍看，“60後”高官也是“20世紀60年代留下的豐碩之果”。有媒體將這個60年代稱為“狂飆的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五月風暴湧動；美國反越戰遊行、黑人民權運動盛行；中國的‘文革’開始、知青上山下鄉；南美叢林和非洲，遊擊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40年過去了，在經歷了激動、磨礪、悔悟、反思之後，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精英成為各個國家的中流砥柱，在當今社會中呈現出別樣的魅力……”

毫無疑問，“60後”高官將會對當今和未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沿著周強、胡春華、孫政才、白克力、陸昊5位正部級官員的成長軌跡，《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進行多角度深入採訪，向您講述他們的政治智慧、驕人業績和人生傳奇。

“60後”官員的奮鬥與機遇

越來越多的“60後”走進省部級幹部行列，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政壇引人注目的現象。“60後”省部級官員是如何脫穎而出的？他們有什麼執政特點？近日，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

記者：我們知道您也是“60後”，從整體上看，您覺得“60後”官員有哪些共同特徵？

毛壽龍：可以說，目前“60後” 官員們已經成為中國政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第一個特徵就是“知識化”。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經歷了“上山下鄉”，耽誤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年齡。而大部分“60後”們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在知識結構和思路培養上都有所優化。

“60後”官員的第二個特徵是“年輕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團組織工作時得到了培養。1978年10月，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因“文革”而處於停頓的團組織活動開始恢復。“60後”考上大學後，成為恢復團組織時的第一批團員。作為党的預備人才，在共青團系統裏鍛煉出來的年輕幹部，往往成長很快，也因此比較年輕。

“60後” 官員的第三個特徵是具備較強的包容性。和現在尚為年輕的“70後”、“80後”相比，“60後”們對過去，尤其是“文革”還有一定的記憶，這種對動亂的感受促使他們在後來的工作中格外重視制度和穩定。另一方面，“60後”們對改革開放的成就也有著更深的感受。

此外，調動頻繁、履歷豐富也可以被認為是“60後” 官員的又一個特徵。

記者：“60後”省部級官員脫穎而出，除了您剛剛提到的時代因素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國家是否也在有意識地培養、提拔他們？

毛壽龍：“60後”省部級官員能夠脫穎而出，主要得益於黨的幹部年輕化戰略。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幹部年輕化”就作為一項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任務被提了出來，由此揭開了我國幹部年輕化的序幕。剛跨入80年代，鄧小平就明確提出“選拔中青年幹部”的目標，並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了我們的幹部標準和“四化”方針。在黨的十二大上，“努力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被載入了黨章，我國對年輕幹部的培養和提拔也由此逐漸形成了制度。

2006年，胡春華、孫政才、周強分別被任命為團中央第一書記、農業部黨組書記和湖南省代省長。此外，在當年已經完成黨委換屆的14個省份中，50歲以下的有56人，其中45歲左右的有21人。由此我們能夠看出，大批“60後”年輕幹部開始擁入各級領導層，甚至跨入到省部級決策層。

記者：我們發現，這一批“60後”高官在專業背景上，學經濟、法律等文科專業的占絕對多數。同樣，碩士以上學歷也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提拔高學歷文科生，是巧合，還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

毛壽龍：高學歷文科生從政並不是巧合。改革開放後，國家恢復了大部分高等院校文科專業，培養出一批經濟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方面的人才。在上個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是我們工作的中心，學經濟類的畢業生就自然隨之得到重用；到了90年代，隨著我們進一步倡導依法治國，法學專業也跟著“吃香”起來。可以說，不管什麼專業的人才，都是隨著國家發展的需求而被起用的。如今高學歷文科生受到提拔，只能說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記者：“60後”官員都有哪些施政特點？對中國當前的行政改革有哪些積極作用？

毛壽龍：因為普遍還比較年輕，“60後”官員在行政工作中往往會以一個較低的姿態來做事，也會更加踏實、低調和務實。他們大多具有很強的口頭和文字表達能力，善於溝通和表達。

另外，“60後”官員們的領導風格也會和之前的領導人有所區別。“60後”官員們在工作中會更加重視法制和制度建設，會更多地依靠制度而非個人魅力來保證國家的發展，他們同樣也會更加親民和清廉。而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我們的“漸進式”改革，有助於推進政治發展。

周強:法學專家「彎道超車」

3年前，周強來到湖南，職務是湖南省代省長。當時，談及周強，湖南人並不掩飾心中的疑問:「我們不知道這個全國最年輕的省長能給我們帶來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他能在湖南待多久。」

2009年3月，當記者再次走進湖南時，聽到的是對周強政績的肯定。「他是一個實幹派，有朝氣，抓經濟是好手」。湖南人最津津樂道的，是周強在金融危機來臨、對湖南這個民工輸出大省帶來沉重壓力時，自信地提出「彎道超車」策略－－「每一次危機發生時也意味著機遇隨之而來」，「只要措施得力，湖南這個中部大省完全可以在危機中實現‘彎道超車’。」

「西政78級神話」的一員

周強的原籍是湖北省黃梅縣孔鎮南約5公里的周碾村。記者來訪時，正值春耕時節，村長周龍標介紹道:「周強原籍在這兒，但他父親周善教曾在10多公里外的新開區(現新開鎮)當副區長，所以，1960年周強出生在新開區。他父親去世後，落葉歸根葬在村裏。他母親就住在黃梅縣小池鎮的－棟小樓房裏。周強是個孝子，只要有時間，都會回來看看。最近一次回來，是在去年清明節。那天下大雨，村裏道路泥濘，他冒著雨、踩著淤泥，也要給父親掃墓。」

但周強並沒有給家鄉帶來「實惠」。「有一次周強在老家請客，在座的兩個企業家表示，要為周強的家鄉做點什麼。周強當場回答:‘不用費心！如果你們真有那個心，就幫助那些沒錢讀書的孩了。’他母親也很識大體，從不依靠兒子的關係給別人辦事。有人找上門來，老人家都是一概回絕。」周龍標自豪地對記者說:「周強是我們周碾村的驕傲，也是我們黃梅縣的驕傲」。

黃梅一中是當地最好的中學，在周強的中學老師周勝先眼裏，他是一名晶學兼優的學生。「周強給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班裏年齡最小，學習最好。他最突出的是語文成績。後來他下鄉做知青，床頭枕邊都放滿了書，空佘時間除了看書，還是看書。節假日回家，他就來找高中老師請教問題。」

下鄉一年後，18歲的周強考上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1978年10月4日，423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走進了「文革」後恢復招生的西南政法學院政法系。「當年423人進校，30年後，他們當中有14個副部級以上幹部、100多個廳級幹部、70多個律師、100多名大學教師。還有一些人在國外。」負責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宣傳工作的張北坪老師介紹道:「78級學生的成就實在太出色了，他們被稱為‘西政78級神話’。只要談起78級，周強就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周強的一位大學同學回憶道:「我們坐著大卡車，進入一片荒地、兩間教室、三餐粗糧、曾被同學們戲稱為‘稀爛大學’(‘西南大學’諧音)的西南政法學院。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是1947年的，周強算是‘小字輩’，個頭也小，但學習很用功，」現年86歲的金平教授是周強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談起周強，他充滿自豪:「那是一個充滿激情、充滿理想的時代。周強那一代大學生，對國家、對民族充滿希望，對社會負有強烈的責任感。」

西南政法大學7年嚴格的法學訓練，為周強日後依法辦事、務實嚴謹的工作作風，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

1985年，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周強被分到司法部工作，先後任辦公廳副主任、法制司司長。在司法部工作時，周強和導師金平常有書信往來。金平　周強寫過一首詩，其中兩句是「許國不畏身家累，除弊應如金石堅」，勉勵他好好為官。他對周強說:「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很多優秀的政治家，但是不要做政客。」

1995年，周強調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3年後，38歲的周強當選團中央第一書記。在團中央第一書記和全國青聯主席的位置上，周強幹了8年。正是在團中央任上，周強開始了對環境問題的長期關注。他所倡議發起的「保護母親河行動」，為黃河水資源和環境保護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因此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首屆「地球衛士獎」。

在熟知周強的團中央工作人員眼裏，周強是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