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中共「十八大」報告定下的未來五年以至是十年的對台政策和策略，在堅持原則中可能會有較為靈活的處理方式，更為因應台灣地區的「政黨輪替」有可能會成為常態，而為與民進黨在一定條件下進行交往埋下伏線，猶如一聲春雷，驚醒了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終於擺脫扭扭擰擰身態，決定要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了；但仍卻是「半遮面」：這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非是進行「民共交流」的平臺，而只不過是「提升版」的「中國事務部」，等於是架床疊屋。而且，由於顧忌到「獨派」的反彈，其主委排除了黨內呼聲甚高的謝長廷，而是決定由黨主席亦即由蘇貞昌自己親自兼任，在民進黨仍未廢除「台獨黨綱」之下，黨主席出任該職等於是綁住了「中國事務委員會」與中共交流的手腳。而且，還等於為謝長廷今後繼續前往大陸進行交流「鬆綁」，進一步推助其在民進黨內「大陸政策領袖」的地位，並將會埋下謝長廷與蔡英文結盟的伏筆，嚴重威脅蘇貞昌二零一四年爭取連任民進黨主席，以至是贏得民進黨「總統」初選的前景。這對謝長廷而言，可說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實際上，設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本來就是蘇貞昌在競選黨主席時許下的承諾。但他在當選並就任黨主席後，出於必須先行鞏固黨內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當時認為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及因「武大郎開店」心態嚴重，提防謝長廷「喧賓奪主」；以及在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持續低迷，並加上林益世案令國民黨聲勢受挫，這就等於是使得民進黨解除了「必須轉型」的「防空警報」，「轉型」不再具有迫切性；還有必須等待中共「十八大」召開，得悉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對台政策，以便作出因應對策等種種考慮之下，而將之擱置下來。
現在，一方面由於謝長廷於十月上旬訪問大陸之後，在黨內外大力鼓吹民進黨必須調整兩岸政策，獲得積極的迴響，倘蘇貞昌仍然不作為，就必然會讓謝長廷奪走自己的光芒；另一方面中共「十八大」的報告，預兆著新一代領導機構在對台工作中將會有新的作為，甚至在面臨台灣有可能會再次「變天」的不確定前景之下，不排除會對民進黨採取一定程度的靈活措施，實際上蘇貞昌自己就公開認為中共對台政策將會更彈性、更細膩、更全面。這對希望能在「總統」選戰中能爭取到較多中間選票的蘇貞昌，不啻是一個帶有鼓舞意義的佳音。因此，民進黨中央就中共「十八大」發出的「新聞稿」，無論是主題內容還是遣詞用字，都表達了頗大的善意，為未來有可能會發生的民共交流留下空間。在此態勢下，蘇貞昌終於不再拖延，而是立即決定兌現自己在競選黨主席時的諾言，趕快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以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轉型」而整合黨內意見，尋求黨內共識，及與中共進行接觸交流，構建平臺。
但是，蘇貞昌在搭建「中國事務委員會」時，遇到兩個問題，其一是名稱問題，其二是定位問題。首先，既然要與中共進行接觸交流，就必須向中共表明善意，因而包括謝長廷、陳菊等黨內元老，都建議將「中國」二字改為「兩岸」或「大陸」，。實際上，黨內一些開明派認為，在民進黨未能解決「台獨黨綱」之前，可以採取權宜手法，將「中國」一詞改為「兩岸」或「大陸」的方式，將「台獨黨綱」「模糊」過去，以爭取北京的認可，就像北京雖然並不滿意馬英九將「九二共識」認定為「各自表述」，並避談最關鍵的「一中」，但為了推動兩岸交流，就暫且不計，以模糊手法應對那樣，相信對岸是會以比國民黨更為寬鬆的手法來應對民進黨的。但這個建議遭到黨內「獨派」的反彈，遊錫甚至還認為根本就不需要成立這麼一個委員會。蘇貞昌在此壓力之下，可能是擔心「獨派」會出走並與台聯黨結盟，因而最後還是決定維持「中國」二字。既然是堅持採用「中國」的稱謂，就等於是民進黨仍然堅持「一邊一國論」的「台獨」立場，不可能與中共進行黨際交流，這個「中國事務委員會」也就失去其原來設定的功能了。這被黨內一些較為開明的人士批評為「向獨派投降」，也讓民進黨本來可望的「開放格局」變成「退縮格局」。
或許是蘇貞昌及其高級智囊吳釗燮等人也有「自知之明」，因而在所擬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對其定位、任務，就沒有向初始設想那樣，賦予與中共進行黨際交流的職能，而只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即使是涉及兩岸交流部份，也只不過是為民進黨擬定進行兩岸交流的策略與原則，而不是作為執行民共兩黨接觸及交流任務的機構。實際上，「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就批評謝長廷不應意圖將「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角色設位為「民共平臺」。
這無疑就使得「中國事務委員會」成為「中國事務部」的「提升版」。實際上，《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的第二條，賦予了其五點任務：「一、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之研判。二、關於兩岸關係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三、關於兩岸政策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四、關於本黨與中國交流之策略與原則之擬定。五、其他有關兩岸及區域情勢之研判。」這與《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組織規程》為「中國事務部」訂定的掌理事項：「一、有關中國事務工作之推動、聯繫與協調事宜。二、有關中國事務資訊之蒐集與分析事宜。三、有關台灣安全、和平及戰略研究事宜。」又有甚麼區別？
既然如此，就不如因應《中國事務部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訂定其幕僚單位為「中國事務部」，乾脆將這兩個機構合併就是了，就像是「政策委員會」分為兩個層次層次那樣。實際上，《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規定，「政策委員會由政策委員二十一至二十五人組成。其中主任委員由主席擔任，政策委員由主席聘任，任期與主席同。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幹事長、書記長為當然政策委員，並依其職務變動。政策會置執行長一人，副執行長二至三人。主席得聘任專任政策委員一至五人，其餘政策委員為無給職。政策委員依照不同領域分組，各組並置召集人一人。政策會聘任之研究員、副研究員、專員、幹事，均為專任。政策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一、政策之研究、分析、規劃與評估。二、政策之推動與協調。三、本黨政綱、主張之研議。四、政策研究人才之培養。」參照此模式，「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類似「政策委員會」的委員，「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執行長等於「中國事務部」的主任。反正，兩個委員會的主委都是由主席兼任，就不如互相參照了。
由於「中國事務委員會」的稱謂堅持要用「中國」一詞，因而謝長廷未能得償以願出任其主委，反而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因為謝長廷一旦出任其主委，就將會受到其所彰顯的「一邊一國論」所困，被綁住手腳不能繼續前往大陸交流。相反，本來就因擔任主席而帶有未能廢除「台獨黨綱」的「原罪」的蘇貞昌，再加上堅持「一邊一國論」的「新罪」，就將更難與中共進行黨際交流了。或許，這倒是讓謝長廷獲得解脫，另行組織一個「兩岸交流會」，反而更為有利於其念茲在茲的兩岸交流事務。並與蔡英文結盟，打出自己的天下，向蘇貞昌展開奪權競爭。這就難怪，昨日謝長廷在離開中常會會場時，會面帶詭異的的笑容：「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