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拒任走自己路 有人受邀心境複雜

謝長廷已經婉拒出任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這不單單是因為謝長廷極為不滿蘇貞昌背信毀諾,沒有兌現當初對其作出讓其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的主委的問題,還由於《中國事務部設置要點》所訂定名稱、宗旨及任務,擺明瞭繼續堅持民進黨「一邊一國論」的「台獨」立場,並否定了這個機構是「民共交流平臺」的設想,而只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即使是涉及兩岸交流部份,也只不過是為民進黨擬定進行兩岸交流的策略與原則,而不是作為執行民共兩黨接觸及交流任務的機構,連作為黨的兩岸事務政策的幕僚機構也算不上,只是一個「神仙會」式的清談機構。這對有心要推動民共兩黨進行黨際交流的謝長廷來說,不啻是「食之無味」的雞肋,又何必被困身於此?倒不如充分利用自己在二零零八年敗選「總統」之後就一直堅持運作的「維新基金會」,作為其個人以至廣邀黨內外關心兩岸交流的尤其是偏綠人士進行討論並尋求共識的平臺,繼續推動「綠紅交流」的工作。

實際上,《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所看,並非是「民共交流平臺」,而是蘇貞昌為了保住二零一四年的民進黨主席,及二零一五年的「總統」黨內初選,「不求突破,但求無錯」保守思想為主導,因而也就註定了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及作為,將不會突破目前的「既不刻意挑釁對岸,也不打算與對岸進行黨際交流」的定位。這與在登陸進行「開展之旅」後,希望能趁熱打鐵地繼續推動民進黨開展與對岸的交流,因而曾經對民進黨能儘早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出任其主委(當然希望能改名為「兩岸事務委員會」)抱有熱切期待的謝長廷原先設想,無疑是天淵之別。在自己不但是身心受辱,而且「中國事務委員會」從其稱謂到其宗旨、任務,都不是自己所想像中的那一回事的情況下,又何必去湊這個熱鬧。

而且不僅如此,這個「中國事務委員會」每兩個月才開一次會,差不多等於是清談「神仙會」,卻不搞兩岸政策大辯論,其所收集到的意見,仍是「各自表述」,沒有交集,又如何能成為全黨共識?實際上,調整黨的兩岸政策這麼重大的黨內政治事務,既涉及到民進黨的黨綱,也關係到《台灣前途決議文》等幾個重大決議文,單是由幾個黨內派系代表進行清淡,是難以達到目的的。

謝長廷還懷有一種很大的挫折感,就是不願就黨的兩岸政策路線邁開大步的蘇貞昌及其幕僚群,為了防阻謝長廷的「憲法共識」打亂黨中央的固步自封定見,也是為了約制謝長廷「走得太快」,就利用黨內「獨派」的反彈,因勢利導地引發黨內對其論述及建議的攻擊,使其深感受到壓抑。因此,即使是參與「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活動,也將難以自己的論述主張來說服其他委員,反而成為其他委員的「箭靶」,又何苦來哉。

何況,這個「中國事務委員會」所達成的決議,必須送交中常委審議。而謝長廷本人就是中常委,等於是「重複勞動」。因此,他就以自己是常委,反正都有機會就黨的兩岸政策路線,及「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決議發表意見,那就不如讓出自己在「中國事務委員會」中的位置,給黨內別的同志參與。這個理由的正當性相當充足,而且也能顯出高風亮節,謝長廷豈能輕易放過這個機會。再說,謝長廷已經沒有在黨內外爭取「更上層樓」的政治生涯規劃,因而也已不再有任何思想負擔,不用害怕會被扣上「不顧全大局」、「搞分裂」的大帽子,因而拒絕入列,也就樂得個瀟灑超脫,海闊天空。

據台灣媒體報導,大陸涉台官方系統曾透過管道與一名綠營兩岸事務核心人士聯繫,明確告知「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名稱不利民共交流,但蘇貞昌卻仍然堅持要用這個名稱,因而已經註定了這個機構並不能成為民共交流的平臺。既然如此,還想繼續到大陸進行交流活動的謝長廷,當然也不會被那個帶有「一邊一國」意識的機構的職務所困,不能再到大陸進行活動活動。

估計,謝長廷將以其在「總統」大選中的競選總部為基礎成立的「維新基金會」作為平臺,改用另一個名字,廣為邀納其他派系人士,尤其是以《美麗島電子報》為發聲平臺,主張兩岸交流的偏綠政客和文士,參與其與大陸進行交流的活動,開辟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說不好,日子有功後,將會形成民進黨內的一股強大的意識潮流,把「中國事務委員會」的無所事事,無所作為給比下去。

奇怪的是,曾經堅決反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在中常會上聽到蘇貞昌宣讀《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文本扭頭就走的遊錫堃,當接到蘇貞昌請其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邀請時,其態度竟是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欣然入列。估計,他是要藉在出席「中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議的機會,繼續推銷及維護《正常國家決議文》,不要讓其被「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決議「凍結」,至少也是要爭取到在決議中,仍然能夠納入「正常國家」的論述。

遊錫堃是一個很奇怪的人物。在陳水扁上臺之前,他的主要精力是擺放在地方行政方面,因而很少在「統獨」問題上發表政見。即使是在出任「行政院長」之後,也能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做了一些工作,包括開放「小三通」,修訂《兩岸關係條例》,修正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等。但在二零零七年出任民進黨主席後,他的政治立場卻突然發生重大的變化,除了是在民進黨的「立委」初選中,堅持要實行「排藍民調」,打擊排斥以「新潮流系」為主的主張兩岸經貿交流的參選人之外,還推動民進黨「全代會」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提出要「早日完成臺灣正名,制定新憲法,在適當時機舉行公民投票,以彰顯臺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繼續鼓噪要以「臺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成為陳水扁和民進黨內少數頑固「台獨」分子為繼續通過「憲改」、「公投」來謀求「臺灣法理獨立」拋出的新的「台獨綱領」。這比借用「中華民國」的外殼,來販賣「台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還要露骨。直到現在,遊錫堃還在堅持「正常國家論」,還要推動「正名制憲」。尤其是在民進黨討論是否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之時,他更是鬧得歡。因此,他從反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到樂意參加其活動,估計是要在體制內繼續推銷《正常國家決議文》,阻止「中國事務委員會」通過與這個「決議文」相悖的決議。

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遊錫堃眼見謝長廷婉拒參加,他就反而是要參加了,以作為一種心理發洩。如果這個推斷符合事實的話,那麼,當初他反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可能還有一種奇怪心理,就是不願為謝長廷「抬轎」。如今確知謝長廷拒絕入列後,他就不會再有為謝長廷「抬轎」之虞,因而也就不但不再反對,而且還欣然入列。

至於蔡英文的入列,則是擔心會被扣上「分裂」的大帽子,進而在二零一四年民進黨主席選舉,及二零一五年「總統」黨內初選時,被其競爭對手蘇貞昌及其團隊以此籍口進行攻擊,影響自己的選情,因而不得不為之。反正,這只是一個清談機構,而且兩個月才開會一次,參加了也沒有甚麼「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