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91年秘檔

300多年前,輝格黨和托利党在英國誕生,是世界上最早的資產階級政黨;160多年前,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到21世紀初,全世界有影響的政黨大約有5790個。而91年前,中國共產党正成立。和古老的政黨歷史相比,“政黨外交”是個新銳詞匯;和91年中共曲折歷程相比,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夕咬,亦是波瀾起伏。

中共早期與共產國際的交往

中國共產克與共產國際的交往,是決定中國20世紀前半部歷史走向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馬林這個名字在中國廣為人知,鮮有中國人瞭解的是他的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1921年,這個荷蘭人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開始了與早期中共革命家的交往。就在幫助中共籌備“一大”的過程中,為使各地代表不至因為缺少路費而耽誤赴會,馬林自掏腰包,給每位代表寄去100元。

此後中國共產黨多次派出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借此有了與其他國家共產黨交流的機會,張國燾就是其中之一。他於1921年10月中旬帶著“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研究蘇俄及其他各國革命經驗”的任務來到蘇聯參加遠東會議。

張國燾後來在會議錄裏描述他赴會的經過。首先他從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尼枓爾斯基手裏拿到代表証,他拿到手裏一看,發現是一張某公司的業務票証,這個票証的獨特之處在於上面的一切都是用大頭針紮出來的。尼科爾斯基告訴他,這就是代表証。張國燾拿著這個代表証到滿洲裏,將其交給一個理發店老闆,由這個人帶他過境。

那時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共產國際或蘇共的會議幾乎都有曲折離奇的過程,即便面臨重重困難和危險,早期中共還是與共產國際以及蘇共有了一定的直接交往。

中聯部的歷史命運

1951年1月16日,中聯部在北京成立,劉少奇於當日簽發了關于任命王稼祥為部長的通知並在致王稼祥的信中說:“中央已決定你為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其任務是與各國兄弟黨聯絡。”

成立之初的中聯部,辦公用灼是前京畿道18號的一排平房。新生的中聯部,需要瞭解各國的基本情況,特別是各國共產黨的基本情況,還有作為社會主義的流派的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以及託派的情況等等-為了收集這些資料,王稼祥要求科長以下業務幹部,在沒有臨時性聯絡工作時,每人每天要寫500字的材料交給他,內容是他們研究的對象國的群眾運動和對象黨的情況。

王稼祥本人精通俄語、英語。他深知外語在對外聯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特別要求中聯部的工作人員必須掌握外國語言文字。

上世紀50年代的中共政黨外交,一面有中聯部在紮實地做基礎性工作,一面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出國門,與國外的共產黨以及工人党來往。

中蘇兩黨關係的跌宕起伏

至上世紀60年代前後,中共一度與外國90多個共產黨或工人党建立了聯系,開展了友好交往。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與蘇聯之間的交往。

1952年10月5日至14日,應蘇聯共產黨之邀,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隨行的有饒漱石、陳毅、李富春、王稼祥等人。

在出席的鬥5個兄弟黨代表團中,蘇方似乎給予中共代表團特別的禮遇,劉少奇與匈牙利共產黨總書汜拉科西一起,被安排到主席臺貴賓席的第一排,位置十分突出。利用這次出席大會的機會,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兄弟黨有了一次比較正面的認識與交往。同時,劉少奇借機與史達林交換廠關於中國政治與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問題。史達林提出中國可以在1954年搞選舉和憲法。不過,史達林本人並未看到中國頒布的這部新憲法,他於1953年逝世。

赫魯曉夫繼任蘇共總書記之後,於1954年7月.31日訪華,毛澤東親赴機場迎接。此次兩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會面,成果斐然,赫魯曉夫表示向中方提供大量援助項目。可以說,此時的中蘇兩黨,正處在蜜月中。

1956年2月,蘇共迎來“二十大”,55個國家的共產黨派來代表團,中共代表團由朱德、鄧小平率領。然而讓中共領導人感到異樣的是,2月24日晚上,一向高喊“史達林萬歲”的赫魯曉夫做了那場讓世界震驚的報告,大罵史達林“暴君”,此事發生後,毛澤東則評價說:“史達林正確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

“我們可以自己試試”

1956年秋,中共召開“八大”,54個國家的共產党和工人黨派代表團來到中國,包括西方的英共、法共和意共代表團。此時已與中共發生裂痕的蘇共也派來以米高揚為團長的代表團,毛澤東在會見米高揚時,不點名地批評了蘇共以老子党自居的作風。但此時從大局出發,中共還是保持與蘇共的密切聯系。

波匈事件(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群眾走上街頭抗議當局的騷亂。)後,為了感謝中方給于蘇方的支持,赫魯曉夫希望毛澤東訪蘇。1957年11月,毛澤東再次訪蘇並參加60多國黨的代表會議。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際,中共利用這一時機邀請到61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党和其他友好組織代表團來華。赫魯曉夫仍是主賓,他身著義大利裁縫為他定做的西服來到中國,與身著中山裝的毛澤東一起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

赫魯曉夫冷冷地對毛澤東說:“關於這個原子彈,我們是不是要把蘇聯專家撤回去。”毛澤東回應:“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煉。”兩黨裂痕在加劇。

盡管中共還在不斷派出代表團赴蘇加強兩黨聯系,但每次都有無休止的爭吵。赫魯曉夫甚至在一次眼中共代表團的會談中說:“你們那麼喜歡史達林,那把他的遺體搬到中國好了。”

在蘇聯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也站在蘇方一邊指責中國,中共的政黨外交陷人困境。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亞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德國統一社會黨、義大利共產黨先後舉行代表大會。中共派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趙毅敏分別率團出席。

在捷克斯洛伐克黨代會上,伍修權向大會發表中共的聲明,闡明瞭中國共產黨對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立場。會後,該黨一位中央委員會見伍修權時挑起爭論,雙方唇槍舌劍達5個小時之久。

1963年7月5日至20日,鄧小平率團赴蘇,這是赫魯曉夫執政吋期兩黨的最後一次接觸。為避免過激爭淪,雙方達成協議,發言輪流進行,禁止中途打斷。

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下臺,中共寄望蘇共新的領導人出來緩和兩黨關系。遺憾的是,此後又發生蘇聯國防部長借酒當著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面言語侮辱毛澤東的事件。

1966年1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邀請中方派代表參加中共拒絕。由此兩党正武破裂。這對中國的政黨外交產生進一步沖擊,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共產黨先後與中共分道揚鑣。

毛澤東曾拒絕非洲政黨交往

“文革”當中,中共政黨外交跌人穀底,從1963年至1976年,全世界89個共產党和工人黨中,了8個與中共中斷了關系。在今天的“文革”影像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非洲領導入會面的場景。

1971年10月25日夜,在聯合國會場,一群黑人代表在會場過道上跳起了非洲舞,他們在慶祝聯合國大會剛剛通過的2758號決議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益。

然而面對非洲國家政黨要求同中國共產党建立關系的請求,毛澤東卻沒有答應。意識形態分歧是制約中共打開政黨外交局面的堅冰。打破這個堅冰,也是從非洲開始。

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對外聯絡部、外交部《關於黑非洲等地區一些民族主義國家執政黨要求與我建立關系問題的請示》。由此至1990年,非洲43個國家和地區共49個政黨和政治組織與中國共產党建立了關系和聯系。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論調中,政黨交往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差異,有了更多的經濟色彩。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謀求同各國社會黨和共產党建立黨際關系。社會黨與共產党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不同,前者秉承的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思想,走階級調和的道路。

1980年了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聯部《關於對社會黨開展工作的請示》。1981年2月,受中共之邀,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弗朗索瓦‧密特朗訪華,胡耀邦和鄧小平分別接見了他。

3個月後,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此後的法國社會黨領導人海每與中共領導人會面,總要提一句:密特朗1981年的訪華給法國社會黨帶來了好運氣。

198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接睡而至,由該党主席維利‧勃蘭特親自帶隊。中方給予該黨代表團極高的禮遇。也就是在勃蘭特訪華期間,中共首次明確提出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謀求相互理解與合作”的方針。隨後,日本社會黨、葡萄牙社會竟,義大利社會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紛紛與中共建立了正式交往。

“太陽又出來了”

就在中共與西歐各社會黨建立關系的同時,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也紛紛派代表團來到中國,解凍雙方政黨的關系。198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汜、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埃裏希‧昂納克,兩人會談50分鐘。會談之後,雙方入席就餐,忽然宴會廳內燈光大亮,昂納克說:“太陽又出來了。”

到上世紀80年代末,中共幾乎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建立丁交往,與蘇共關系的“太陽”也呼之欲出。1989年2月,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抵達北京。鄧小平在西郊賓館會見了他,

3個月後,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來到了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7度訪蘇的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說:“過去的事情被風吹了,這次會晤可以概括為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冷戰結束前夕,中國共產黨已與110多個國家的270多個政黨建立了各種形式的聯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