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是國民黨當局用來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兩個主要手段。軍事“圍剿”是“殺死政策”，經濟封鎖是“餓死政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不僅在軍事上展開了殊死搏鬥，而且在經濟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貨幣戰、食鹽戰和貿易戰。

貨幣戰

1928年4月，毛澤東、來德分別率領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兩支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為瞭解決日益困難的部隊給養和行政開支，他們在上井村創辦了首家紅軍造幣廠，模仿墨西哥鷹洋1895年和1908年版式，出爐了紅色政權首批金屬貨幣，在幣面隱蔽位置加鑿了一個“工”字標記，因而被統稱為“工字銀元”。緊接著，吉安縣東固平民銀行也成功地開印了蘇區第一張紙質貨幣銅元票。這批蘇區早期貨幣為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提供了可靠的資金保障。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贛南瑞金宣告成立，並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廠、中央造幣廠和國家銀行，開始著手印制發行自己的蘇維埃國家貨幣。蘇區貨幣暢通無阻，白區貨幣遭到抵制，驅逐，國民黨對此豈肯善罷甘休？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先後派遣鑄幣專家，潛入中央蘇區的南大門會昌縣筠門嶺，指使當地土匪採用紅銅鍍銀的辦法鑄造劣質假銀幣；派遣特別行動小組，潛入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地瑞金縣葉坪村，刺探蘇區貨幣生產工藝梳程的情報，設立假鈔印刷秘密基地。一時之間，根據地市場上假幣偽鈔泛濫成災，使得物價飛漲、幣值急跌、信用大損、敵特分子趁機暗中煽鳳點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紛紛拋出紙幣兌換現洋，逐漸釀成了一股擠兌狂潮。經此一劫，白區商人心有餘悸，拒絕接受蘇區鑄造的銀幣，蘇區對外貿易遭受重創。

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反應，制定頒布了一系列關於代理兌換國家貨幣，懲治破壞蘇區經濟、擾亂金融市場等行為的法規條令，向蘇區群眾廣泛宣傳國家貨幣的性質、介紹識別真假貨幣的辦法。蘇區政治保衛局迅速組建假幣偵破組，徹底端掉了國民黨安插在蘇區心臟的假幣製造窩點，鎮壓了一批製造假幣、輸入假幣，故意哄抬現洋、抑低蘇區貨幣的反動分子，堵死了假幣製造的源頭和流通管道。此外，蘇區外貿局從上海購進了一台“老鷹頭”鑄幣機和一批鋼模用材，中央造幣廠放棄鑄造只能在蘇區境內流通的l元銀幣，重點改鑄白區通行的“老鷹頭”銀洋，對外貿易又開始節節攀升，蘇區經濟日益好轉，金融秩序漸趨穩定。

食鹽戰

在國共雙方展開貨幣戰的同時，食鹽戰也開始上演。1931年5月3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頒布新《鹽法》，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制，明令禁運、私賣。國民黨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在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所謂的“計口售鹽”、“封鎖匪區辦法”，對超量購買食鹽以及對其舉報不力者以“資匪通敵”“甘心赤化”冶罪，叫囂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裏。蔣介石這一招毒辣無比，因為中央蘇區境內不產鹽，而435萬軍民每月耗鹽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造成蘇區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還常常是有價無市，很多蘇區群眾因為長期缺鹽，患上了各種疑難雜症，甚至喪失了生命。紅軍指戰員也因鹽分得不到足夠的補充，體質明顯下降，嚴重削弱丁部隊戰鬥力。

面對如此嚴酷的現實，蘇維埃政府積極開展全民自救生產運動，大力推廣上法熬鹽技術。這種上法熬制的硝鹽味苦性毒，長期食用對身體很不利，以至於中毒事件時有發生。但有鹽總比沒鹽好。

蘇維埃政府在很抓硝鹽生產的同時，高度重視發展公、私營商業和群眾性合作仕經濟，此舉深得民心，蘇區群眾千方百計藏匿食鹽，冒著生命危險穿越長達260裏的封鎖網，他們有的打通竹杠的關節，有的用食鹽水浸漬衣服，源源不斷地把鹽輸送到蘇區。其辦法之多、行動之隱秘，令國民黨當局防不勝防，最後不得不承認:“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利無弊。封鎖之佈置愈嚴，偷運之詭謀亦愈巧。”蘇維埃政府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切實解決群眾的食鹽問題，政府工作人員的食鹽供應標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一律只供應舊秤4兩食鹽。1932年5月9日，瑞金縣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因貪汙食鹽100多斤，生活腐化，謀財害命，數罪並罰被槍決，由此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貪汙反浪費鬥爭。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隨後又經過西征、東征，解放了寧夏鹽池、陝西定邊等產鹽區，飽嘗缺鹽之苦的共產黨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食鹽供應基地。

貿易戰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大多是鐵路沿線的大城市，解放區大多是邊遠偏僻的廣大農村。在沒有戰爭的時候，城鄉貿易始終沒有間斷。城市離不開農村的糧食、棉花和其他各種農副產品，農村則需要城市生產的工業品、紡織品和生活日用晶。這就意味著:大城市裏的居民每天要吃要穿，一旦失主了來源，其命運可想而知。

戰爭的發展，使商業貿易也成為一種新的鬥爭形式。中國共產黨採取了發展自己、消耗對方的貿易策略。對解放區和解放戰爭有利的商品，鼓勵進出口。對國統區需求的基本生活用品和國統區生產的奢侈品，則嚴格加以控制。當時，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開列了一個長長的進出口商品控制清單，可以看出解放區與國統區貿易戰的基本內容:(1)可以出境的農副產品有鮮瓜果和土產藥材，手工業品有柳條編織品、陶器、毛毯、蠟燭等。占董和酒煙可以隨便出境。(2)限制出境的貨物有豆油、花生油、香油、豬羊肉、粉條、雞蛋等工。(3)禁止出境貨物是糧食，棉布，牲畜，各種金屬。

解放區不生產，但非常需要的生產生活用品，可以從國統區入境。比如，陶器、雨傘等生活日用品和醫藥衛生用品等。允許進口的貨物中最多的是解放區急需的藥品、工業原料、辦公用品，這有著明顯的戰略意圖。禁止從國統區入境貨物就多了，比如玻璃、牙膏、茶葉、煙絲、香皂、香水、罐頭、糕點、毛毯、襯衣等。

中共這項貿易政策實施後，國民黨統治區的城市工業品頓時失去了廣大的農村市場，而他們需要的糧食，棉花等農副產品和礦產資源進不了城市，國統區的經濟失去了基礎，日趨崩潰，戰爭也打不下去了。淮海戰役尚未結束，蔣介石就宣佈“下野”，隨後，國民黨當局就委託杜月笙等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請求允許上海輪船到北方港口，以麵粉換煤炭。毛、周複電同意。此後，上海輪船定期運送麵粉到秦皇島港，換取開灤煤。國民黨需要求助中共來維持經濟運行，雙方的勝敗也就可想而知了。

（鄭巍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