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湘 唐富滿

從1968年開始，中國內地商品在香港市場退居第二位、日本來貨佔據了第一位。這一格局，保持到了1982年。這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是港澳經濟起飛和結構轉型時期，內地正處於“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對港澳出口的商品結構仍以農副產品為最大宗，未能隨港澳進口商品結構的變化而轉變。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擺脫本國的經濟危機，極力爭奪世界市場，以種種競爭手段和加強促銷措施，擴大對香港市場的出口。特別是日本，向香港大量出口工業和公共工程所需原料、半製成品和生產;設備，保持了在香港市場的優勢地位。顯然，這不是對港澳地區供應工作不力所致。

在物資匱乏的計劃經濟時代，社會主義中國為什麼要對尚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和澳門地區確保生活用品的穩定供應呢？經貿意義上的出口創匯的目的不足以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意圖。內地對港澳地區的供應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港澳工作方針，具有全局性和戰略高度。

(一)經貿價值

中國政府確保對港澳地區的穩定供應，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港澳工作方針。在經濟上，這不僅是為了出口創匯，更重要的是確保我國內地商品在港澳市場的絕對優勢地位。

對港澳地區的物資供應，首先是一個經濟貿易問題。這也正是當今學術界重點關注的。眾所周知，港澳對於中國貿易的價值，除了1951年至1954年(特別是1951年)之外，主要是出口。但完整地說，對港澳地區的出口供應有三個層次的經貿價值。一是推銷農產晶。華南土產的生產都是非常分散的小商品生產，除了內銷和從港澳找出路外沒有其他途徑。如果對港澳的貿易發生問題，“華南土產的出路就會成為苦惱的事情”。二是做轉口貿易。利用港澳市場的有利條件，將一些內地商品轉銷到一些尚未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和進行直接貿易往來的國家。例如1967年，中國茶葉土產公司對港澳出口計劃為6820萬美元，實際對港出口6500萬美元，其中約有一半以上轉銷東南亞及其他國家。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後，港英政府限制內地商品通過香港轉口，我國只得另開新的轉口管道。三是利用香港加工出口。中國的農副產品和初級加工產品，以低廉的價格供應香港，使得香港產品的成本保持在比較低的水準上，形成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的產業鏈，增強了香港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也帶動中國的對外貿易。

在改革開放前的相當一段時期裏，由於受極左路線的影響，“外匯掛帥”遭到了錯誤批判。但是，保持我國商品在港澳市場的絕對優勢地位，幾乎是共識: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對出口創匯不感興趣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它是一種主權的象徵；對於政府特別是專業的外貿部門來說，則是出於守土有責的陣地意識，他們認為，“我們必須狠狠地占領對港澳出口的工作，決不能放鬆”，堅決地繼續貫徹執行“我出口在港澳市場上保持絕對優勢”的方針；對於外貿企業和外貿工作者來說，還有一種“不進則退”的憂患意識，因為一旦內地商品供應不足，外貨就會乘機大量侵入或刺激本地生產。結果，不僅削弱我們商品的傳統優勢，港商經營國貨的信心也會減退，影響深遠。如1959年前後，由於內地商品供應不足，品質下降，合同執行得不好，商人失去信心，紛紛經營外貨。由於在一段時間內多方對“重質先于重量”、重合同守信用政策貫徹得不好，也影口向推銷網的鞏固，影響推銷並造成今後的困難。事實上，正是由於1959年內地供應短缺，日貨開始在港澳市場佔據優勢地位；1967年後內地對港澳出口的減少，導致日貨占港澳市場的比重一舉超過中國內地。歷史的經驗表明，對港澳地區出口供應是:少出口一天就少收一天的外匯，過後無法再補；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市場優勢得之困難，失之甚易。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相比較而言，對港澳地區的物資供應，保持市場優勢是絕對的，出口創匯則是相對的。在非常時期的特殊情況下，必須採取不計損失的鬥爭策略。要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住腳，特別是要從已被競爭對手搶占中恢復我們的市場份額，就必須有充足的貨源、優良的品質、低廉的價格。這對於地大物博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說，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並不難做到。在不同的具體情況下，外貿部門對於同樣性質的事件也會有不同的態度。例如，同樣是輸港生豬積壓事件，1957年4月事件，引發廣州特派員辦事處的高度自責和深刻反省。但1960年6月中旬，湖南發活豬8709頭，因質量差急宰1044頭，急宰率高達12％，卻未見自責，顯得相對淡然得多。1959年後，政府採取強有力措施確保對港澳地區供應後，部分商品出現供應過剩，主要副食品價格亦隨市下跌。到1962年以後，由於貨源趨於穩定，政府改而重視經營成本核算和經濟效益，致力於建立健全配額管理。優質而充足的供應，也有助奪回市場，並為國家賺得更多外匯。例如1963年內地出口的荔枝，就因到貨均勻質量好，曾迫使美國橙和澳洲蘋果進倉冷藏。 實際上，這也是各大經濟體的大博弈。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各方所占市場份額就像拆分大餅一樣，此消彼長。台灣、日本、東南亞和美國為搶占和保住在港澳市場份額，也常採取不計成本的傾銷手段，逼迫競爭對手讓步。由於商品上市量增加，市場容量有限，我們要恢復港澳市場，而外貨極力堅持不退，也常常採取虧本降價拋售同中國商品競爭。在這種博弈中，誰能撐到最後，就是勝利者。1959年，港澳市場上的競爭緊張。台灣的生豬，貨源本來已成問題，但台灣方面仍安排了4月份運港生豬8000至10000頭。來貨較3月有所增加，上旬共到4166頭生豬。1962年4月，外豬曾接連四次主動降價，4月底每司擔售價比年初低25％；美國橙還舉行“特價周”；澳洲蘋果在新、馬舉行“蘋果周”，價格比去年低10％；台灣乾果為梅坯桂圓肉，以比內地貨價低20％至30％參與競銷。第一季度內地總平均售價比去年同期下降4％。為了繼續恢復和保持內地商品在港澳市場的傳統優勢，必須加強商品的競爭能力而改進品質規格，以利推銷，多收外匯。顯然，在同外國商品競爭的過程中，採取降價的手段排擠外貨，並在工作中避免出現殘次等級產品的問題和發生不必要的損失。

與日本爭奪香港市場的鬥爭具有典型意義。從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日本壟斷資本積極對外擴張，並以香港為重點目標。日本對香港的經濟擴張，使我國內地對香港出口受到影響，甚至我國傳統出口商品如副食品、土產等在香港市場佔有量也急劇減少。外貿部認為，這是由於我國“出口貨源較為緊張，對香港供應不足，而日貨又乘隙而所致”。如果我們不能保証對香港出口貨源充分的和均衡的供應，不斷提高質量和改進花色品種，就不可能有效地打擊日本壟斷資本的經濟擴張，甚至連傳統商品的市場也難以保持，從而使我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遭受更大的損失。1968年，日本超越中國，成為香港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直到1982年，中國內地出口再一次超越日本，恢復在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而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國的工業品尚不足以與日貨抗衡。李先念在1971年說:“我們的出口，現在不能靠出口機器，主要靠農副產品、輕紡工業品、手工藝品。”顯然，要同日本爭奪港澳市場，我國必須發揮農副產品的傳統優勢。

(二)政治意義

對港澳供應工作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周恩來曾指出:“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下面擬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1.對港澳的統戰工作

一是群眾性的政治工作。確保港澳市場的穩定供應，有基於同胞情誼的價值判斷。香港、澳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港澳居民絕大多數(約98％)是中國同胞；且多來自珠江三角洲，特別是原廣州府屬各縣最多，使用粵語者約占總人口的90％。實際上，港澳地區居民的生活日用品是由內地特別是毗鄰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供應的。長期以來，廣大港澳同胞養成了樂用內地商品的習慣。對港澳地區的穩定供應，事關廣大普通民眾的生活。這項工作做得好，有利於新中國爭取民心民意，並借機對港澳同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同感。事實上，在1959年至1961年和1967年至1968年內地對港澳供應減少，造成港澳同胞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產生懷疑。由於供應少，香港副食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增加民眾的生活負擔，工商界、工人乃至居民對內地政府有所抱怨；有的則薪金被減半，雜魚欄工人大部分7折發薪，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對此，李先念說:“我們不單單是拿幾個外匯，香港在罵我們，豬肉上漲，這是脫離群眾。香港不是外國人，是中國人，他們在埋怨我們。”在改革開放前，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工作，有階級立場和民族情感的政治意義。

二是團結港澳華商。經營內地供應商品的港澳商人絕大部分是中、小資本家。唯利是圖是商人的本質，但有許多人在政治上是愛國的。當時我們對香港商人採取的政策是使他們有一定的利潤可圖，調動他們經營國貨的積極性。這種合作關系，使過去表現進步的人士更加靠近祖國，一些中間、落後或不敢和祖國來往的人土，也紛紛願意同祖國進行交易，特別是一些上層分子紛紛靠攏祖國。但1959年以後，受“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內地對港澳地區供應持續減少。反動報紙則乘機進行造謠誣蔑，挑撥港澳同胞和祖國的關系，使一些商人對經營國貨失去信心。如上層分子“因我無法交貨有意見”。有的人說:“國貨來途有問題，且品質不好。去年我信心很高，但現在香港的人心所向是否屬於大陸很有疑問，經營國貨要慎重考慮”。據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調查，由於內地主要副食品的出口情況尚未基本好轉，致使有些行業的欄商對內地貨源供應信心不足，開始改營外貨。一向經營內地蔬菜的菜聯行，也有不少顧慮，擔心內地貨源供應不能很快恢復正常，要求增加傭金，以維持日常開支，甚至懷疑內地貨物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