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協:初現幹部“中轉站”

2012年5月31日,57歲的張裔炯辭去江西省政協主席一職。這次幹部調整,引起了不平常的關注。

此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黃躍金已“空降”至江西省政協擔任黨組書記。

在過去的幹部任用中,“空降”幹部,一般都是擔任黨政領導。地方政協主席,往往由本地黨政幹部轉任,鮮有“空降”者。不過近幾年來,已有多個省政協主席,由中央部門幹部“空降”或從異地調任。

另一個與政協有關的新動向是,政協幹部的對外交流有所加強,有多例地方政協機關幹部調任黨政要職。這改變了一般認為人大、政協是幹部的“終點站”、很少有幹部交流到黨政機關的看法。對於這些幹部而言,政協成為他們仕途的“中轉站”。同樣的做法在各地人大機關也有多例。

政協主席任職新模式

政協工作與統戰工作有很多交集。黃躍金兩個經歷都有。他2000年由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升任市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2003年上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至今。與目前不少政協主席就職前並無統戰和政協工作經歷相比,黃躍金無疑是主持省政協工作的理想人選。

在黃躍金之前,已“空降”了多位省政協主席。較早的是黑龍江省。2004年底,原黑龍江政協主席韓桂芝因違法違紀被處理,原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王巨祿在2005年1月出任黑龍江政協主席,直到2011年退休。

近年空降的還有喬傳秀,2010年由全總副主席、黨組副書記轉任浙江省政協主席。2010年底,寧波市委書記巴音朝魯調任吉林省委副書記,次年2月當選省政協主席。喬傳秀、巴音朝魯就任省政協主席時,都是56歲,對部級幹部而言,正是年富力強的年齡。

這幾位“空降”、“調任”的省政協主席履歷顯示,對他們的任用不同於安置那些即將退休的幹部,應該是充分考慮之後的決定。

北大一位研究政黨制度的學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2006年2月,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空降”、“調任”政協主席,可視為“加強和改善”的路徑之一。

同在2006年,中央決定減少副書記,各級黨委只設一名專職副書記,副書記顯得更位高權重。此後,政協主席人選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不少地方由專職副書記兼政協主席——這能顯示對政協工作的重視,增加了政協的話語權。

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2007年至今,至少有11個省委副書記兼任過政協主席,有些在中途已調整。本次黨委集中換屆後,大多數省份已選出了新任副書記,目前只有未換屆的北京市委副書記王安順還兼任著政協主席,其他各省市在接下來的政協換屆時是否繼續採取這種兼任模式,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政協主席的“出路”開闊

經過幾年幹部調整後,不少省級政協主席有了新出路。他們沒有在任上退休,而是再次走上了黨政領導崗位。

2004年,時任遼寧省政協主席張文岳轉任省長,後任省委書記。此外,原山東省政協主席吳愛英也調任司法部常務副部長,現任部長。

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在中央2006年作出加強政協工作的決定後,省級政協主席的年齡普遍更年輕。浙江、吉林、山東等省的現任省政協主席,比省長還年輕。河北政協主席付志方生於1956年,北京的王安順生於1957年,河南的葉冬松和山東的劉偉都生於1958年。他們就任政協主席時,都還不到55歲,即使在政協主席任上幹滿兩屆10年,也不到部級幹部退休的65歲。這意味著他們有更廣闊的從政前景。

一般認為,領導幹部接任常委會主任、政協主席職務後,很少能再走出去任黨政要職。

近十年來,人大、政協幹部的進出渠道稍顯暢通,這與2002年形成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有關。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要“逐步加大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之間的幹部交流”。

2005年,中共中央又轉發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於進一步發揮全國人大代表作用,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度建設的若干意見》;2006年,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兩份文件中有加大對人大、政協幹部培養交流的表述。

之後,人大、政協幹部的對外交流進入快車道,更多的人大常委會和政協領導,走上新的領導崗位。

在副職幹部中,近十年地方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和政協副主席,轉崗擔任黨委常委和政府副職的也為數不少,“比例遠遠大於上世紀改革開放以後。”北京大學研究政黨制度的學者說。

從地方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職轉任黨政領導的,深圳的唐傑、陳彪分別在2009年和2011年獲任副市長,貴州的黃康生2007年至今任省委常委、副省長,青海的王小青在2011年出任省委常委、秘書長;西藏的董明俊也在2011年1月出任政府副主席,他四年前當選西藏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時是45歲。

從地方政協副主席轉任黨政要職的,如長沙的張迎龍2006年進常委,今年開始任長沙市委副書記,廣州的曹鑒燎2007年任廣州市副市長,湖北的段輪一2008年任副省長,海南省的肖若海2006年當選省委常委,現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群工部部長。安徽的沈素琍、河北的田向利,都在2011年以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身份成為省委常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的胡幼桃2012年2月起任副省長。

現任廣東省長朱小丹則是為數不多的從政協副主席走到政府正職的,2003年他由省政協副主席轉任省委常委,逐步走上省長崗位。

南方週末記者發現,這段時間從人大、政府轉任政府副職的,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北京大學這位研究政黨制度的學者說,不排除一些幹部年紀輕輕就去人大、政協,是為瞭解決級別問題。但他們在人大、政協崗位上努力工作,會給人大、政協帶去新氣象。

“鐵打的兵”該怎麼動?

人大和政協的主要領導向外交流已屢見不鮮,它們的中層、基層幹部是否也要交流?在人大、政協有一種說法,叫“流水的領導,鐵打的兵”,形容它們的中層、基層工作人員很難有升遷的機會。

在黨政機關,各部(委、局、辦)的負責人中,有相當一部分能升到黨委、政府的副職。但在人大、政協機關不同,處於中層的各委(室)負責人,很難升到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或政協副主席。

委(室)領導升不了,下面的幹部也就難以升遷,人大、政協的幹部又很難向外交流,於是很多人在政協、人大一待多年,成了“鐵打”的兵。這也造成人大、政協與黨政機關相比,同級別幹部年齡偏大,機關活力不足。

2009年,河南南陽臥龍區人大常委會做過一次統計,1990年以後,先後調入區人大當領導然後在人大退休的領導幹部,有30多人,調出的僅有4人。截止到2008年底,人大常委會機關退離休人員的數量,超過了在職人員數量。

注意到這個問題後,2009年,臥龍調整全區幹部時,將10名人大幹部調出了人大系統,擔任鄉鎮長和區屬各局、委的領導,終於讓“鐵打的兵”也有了向上流動的可能。

實際上,2004年,中央提出“加強人大、政協、黨委、政府之間幹部交流”,就包括中層、基層幹部的交流。一些地區也做了嘗試,2005年,瀋陽就將市人大機關3名幹部派往市民委、環保局和商業局擔任領導職務。

2005年、2006年中央關於人大和政協工作的兩份文件下發後,有的地區出臺了相關文件,有的沒有文件,但也做了相關安排。

人大方面,6月5日,四川巴中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介紹,2007年該市人大秘書長就調任水務局長,副秘書長在2009年任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省一級的,如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新聞處處長雷平被提拔到市新聞出版局出任副局長。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辦公室副主任孫軍民2011年調任豐台區委常委、統戰部長。

政協方面,2010年11月,黑龍江省政協副秘書長焦遠超任哈爾濱市副市長。2010年,全國政協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金學鋒,任西安市副市長。2011年10月28日全國政協研究室副主任侯建民任長春市副市長。

南方週末記者注意到,2009年地方人大成立60周年之後,各地又陸續召開人大工作會議,出臺類似“加強和改進人大工作的意見”的文件,每個文件都會提到“幹部交流”。

但目前,人大、政協幹部向外交流力度,還沒有黨政幹部交流的力度大,有的地方還是為“貫徹上級的精神”做出一些安排,交流沒有常態化。

在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看來,人大、政協的工作人員主要是選任制的,政府主要是委任制的。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工作人員交流要注意方法。如能將職位拿出讓大家競爭上崗,會比目前主要靠組織手段的“調動”更合理。

現實中,關於加強人大、政協幹部向外交流的部署在各地繼續。南方週末記者6月4日從青海西寧市委瞭解到,5月29日,該市人大工作會議召開,強調了“幹部交流”,6月份即將召開的全市政協工作會議上,還要強調“幹部交流”。

(錢昊平 翟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