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棟成為十八大代表的轉折點，出現在2007年。

當時，他正忙著帶領公司大禹節水在中小板上市的事情。某天，甘肅省委領導前往公司調研，領導問王棟:“一個民營企業，為什麼要搞黨組織？”

這個問題王棟並沒有准備，他半玩笑地回答道，“當年董存瑞炸碉堡，也沒說炸一個碉堡給多少錢啊，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企業也是一樣，民營企業做得越來越大，必須要有共同的價值觀。”

五年後的2012年11月7日，參加完當天十八大預備會的王棟說，“通過學習党的方針政策，可以避免企業走偏，防止出錯。”

2012年11月8日開始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有27位像王棟這樣的民營企業的總裁或董事長以代表身份出席。

而回溯到十年前，首次有7位民營企業家作為代表參加十六大；五年後的十七大時，民營企業家代表人數達到17位。“這是黨對這些年民營企業發展的肯定，也是為了讓民營企業參與到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中來。”在接受采訪時，多位民營企業家代表都做出了相同的表述。

王棟:寄蔓“小政府大社會”

50歲上下的王棟身材高大，略有些發福。自從11月4日抵達北京後，他已經接受了數家媒體的“輪番轟炸”。

王棟領導的甘肅大禹節水集團成立於2005年，是一家專業化節水灌溉工程系統供應商。如果不親身去一道大漠，人們可能很難理解這家公司的價值－－在飛往酒泉途中，從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綠色正在一點點衰退，黃色逐漸成為主色調。

在一份大禹節水提供的材料中，援引他人的話稱王棟為“神人”，理由是他以酒泉市水電局機關幹部身份辭職下海後，用10年時間將一個資不抵債的小廠打造成資產達9億元、員工超過2100人的集團。“我判斷節水會是個好產業，當時通過一些管道瞭解到國家已經有了節水方面的規劃，尤其節水項目投資這塊，就下決心做了。”王棟回憶說。

他還清楚地記得，在2009年9月24日9早上，自己剛起床開始准備過會材料，酒泉市市長就來電話了，問:“大禹節水確定耍上市了啊？”當時，正在開會的市長看到中央電視台報道的當天過會企業，提到了大禹節水。這一天，大禹節水成功登陸創業板。而與之一同上市的西北企業，僅有一家陝西的保德股份。

“他們覺得這至少對西北中小企業的發展是一個鼓勵，也是一個引導。”王棟曾對《創業家》雜志說，“上市前跟普通人一樣，但是上市後就被當成功樣本對待，比如政府的重大活動也希望我們參與，還有一些考察、采訪，都會安排到我們那裏去。”

以資本市場為平臺，大禹節水在隨後的幾年裏迎來了飛躍。數據顯示，2008－2011年公司營收從2.1億元增長到近4億元，淨利潤從1960萬元增長到2994萬元，預計2012年營業收入將達到5億元。

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采訪時，王棟表示，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要融人到國家發展的大環境中，就“必須要跟黨走、聽覺話，按照黨的戰略和宏觀決策去走”。

當選十八大代表後，王棟感受到了更多的壓力和約束，“我們不能再像其他的企業那樣做。我們要自我約束，無論從形象上還是實際操作上，要比其他的企業做得更好。”

不過，眼下他面臨的最大問題依然是企業經營中那些看不見的“玻璃門”。“國家近幾年一直在出臺對民營企業的開放政策、優惠政策，但由於種種原因，真正高利潤的行業，跟民營企業之間還是隔著‘彈簧門’、‘玻璃門’。”

此前王棟曾計劃在另一省建廠，但他沒想到，建一個項目就要蓋上百個章子。“手續就把我捆住了，這件事情我們無法逾越。”

不過他也明白，政策的落實需要一個過程。“中央還是要繼續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要持之以恆地給民企開綠燈。中國只有真的實現了市場經濟，實現了‘小政府大社會’，這個國家才會有穩定、持續的發展。”

周海江:“民企不要繞著紅燈走”

2012年7月下旬，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將一份材料反反復複地看了至少十幾遍。這是胡錦濤總書記發表的“7‧23”講話，講話中論及經濟問題的那一句“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讓周海江印象深刻，他自稱“從中看到了十八大之後的整個格局”。

就在此前的5月14日，周海江在經歷代表候選人推薦以及三輪差額選舉後，正式當選十八大代表。周曾是十七大代表，再次當選顯然大大超出他的意料，“是一個巨大的驚喜”。

據紅豆集團的一位高層透露，組織部門曾數次來到紅豆集團瞭解情況，調查的問題非常細致和廣泛，除了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經營情況外，還有諸如“周總的妻子是不是在企業上班，有沒有搞特殊待遇，是否遲到早退等”。

周海江自稱，來自基層和一線是自己的競爭優勢。23年前，大學教員周海江辭職後，回到江蘇其父所在的鄉企。在他的建議下，企業大力引進技術人員，進行產品創新，並將產業鏈從內衣拉長到了西服、襯衫等。隨後，紅豆兼併上海申達摩托車廠，又陸續進軍輪胎行業及房地產領域。2011年，橫跨服裝、機車輪胎、生物制藥和房地產四大領域的紅豆集團產值達351億，在中國民企500強中排44位。

2012年11月9日，在周海江遞給記者的名片上，印著三個頭銜:黨委書記在總裁之前，最後才是教授。這位社科院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以創建了“現代企業制度+黨建+社會責任”的“紅豆模式”聞名於民營企業圈。 據新華網報道，目前紅豆集團黨員已發展到1269名，黨委下設黨（總)支部103個。而在此前的2007年，紅豆集團還在柬埔寨建立了第一個民企境外黨支部。

2011年6月，紅豆集團的黨建工作通過了IS09001認証，並編撰出版了《黨建工作標准》。一個月後，在一次由溫家寶總理主持的座談會後，周海江把這本書送給了總理。

“民企不要繞著紅燈走，而要迎著綠燈走。我們應該跟著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走，而下是跟政府的某個人或者某個官員走。”周海江在北京對媒體說，“國家則應該繼續加大對非公企業放寬的政策，給予非公企業更寬松的市場環境。”

作為十八大代表，周海江稱將在今年帶來三項建議:一是建議在稱謂上將“非公企業更換為“民營企業”，“一說‘非’就是否定的意思了，民企會覺得自己被邊緣化”；二是建議在“富民強國”的提法上加上“壯企減負”，因為：‘富民靠就業，就業靠企業；強國靠稅收，稅收也靠企業”；三是建議打造“兩自”經濟，即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

蔣錫培:“紅頂商人”的評價“也很好”

2007年10月9日上午，蔣錫培以自己的名義給幾乎所有他接觸過的記者們群發了一條短信，提醒大家晚上收看中央一套的大型歷史政論片《複興之路》的第五集。

在這部講述“1989年以後的中國”的專題紀錄片裏，創作者展現了2002年黨的十六大勝利召開，黨和國家的中央領導集體實現平穩交替的過程。

也正是在那一次大會上，39歲的遠東控股集團董事長蔣錫培作為首批民營企業家代表之一亮相，成為媒體追逐的符號性人物。

1990年，27歲的蔣錫培自籌180萬元，征地3畝，帶領28名青年，在無錫經濟最薄弱的範道創辦了電工塑膠廠(遠東集團前身)。為了增資擴大產能，他曾抱著一大堆甲魚和　魚去拜訪某銀行行長。但行長無奈地告訴他:‘不是我不支持你，國家的政策不能違背啊。”

經由鄉幹部“點撥”，蔣錫培與鄉政府在 1992年達成改制經營協議。集體企業的牌子掛出來後，蔣錫培被任命為鄉長助理，還人了黨，遠東也迅速拿到第一筆貸款20萬元。

1995年，蔣錫培與宜興市領導一同出國考察。途中領導語重心長地說，希望遠東能進一步向股份制公司改革。當年，銷售收入已過1.5億元的遠東就完成了這一“任務”。

第二年，蔣錫培在報紙上看到消息說，電網建設將成為國家下一個關注重點。由於當時國家電網建設很大程度上被國有企業壟斷，蔣錫培又醞釀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幾個大的國有電力企業引進遠東集團來做股東，以便進入這一市場。

經過“16次談判”，1997年中國電力部門下屬的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電網和江蘇省電力公司等四大國企與遠東集團簽約，成立江蘇新遠東電纜有限公司，遠東將原有員工股中68%的股權讓渡給四大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讓遠東一舉從行業的挑戰者成為領先者，即使是在中國電纜市場普遍低迷的1998年，遠東仍保持了35%的增長奇跡。

2001年，這家被國內理論界寄予厚望的混合制試點企業再次遇到政策挑戰。這一年中國國有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全面推進，華能等國企開始考慮從諸多投資項目中收縮退出。於是，蔣錫培五次進京與四家國企談改制，終於在2002年初達成協議，由遠東回購所有股權。再度民營化後，遠東集團的發展如同插上了翅膀。現在的遠東，是以電線電纜、醫藥、房地產、投資為核心業務的大型民營股份制企業集團，年銷售超過百億o

4次改制，“電纜大王”蔣錫培經歷了“戴紅帽子、摘紅帽子、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再到民營控股集團”，有人稱他為“長袖善舞的紅頂商人”。蔣錫培則笑稱，“我覺得這樣的評價沒什麼關系，也很好啊。”而即便是在多年以後，他還清晰記得，自己在填寫黨代表候選人申請表時，身份一欄寫的是:民營企業家。

江蘇一家黨報則在顯著位置這樣評價:“遠東集團為國有民營的運行及明晰產權深化改革提供了可操作性模式。其精髓在於遠東人12年來不是在抵觸政策，也不是在用足政策，而是根據當時條件及可整合的資源積極地創造政策，走過了許多企業正在走和還要走的路。”

“你是共產黨員嗎？”

從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國共產党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身影。根據中央的要求，十八大代表主要由各級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