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位特殊，領導人們在春節時大多忙於國家大事，背後演繹著時代風雲。與此同時，他們特期盼著與家人團聚，共用天倫之樂……

曾在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擔任武裝警衛員20多年的毛尚元回憶說:“主席的年過得很簡單。他很少有時間出來娛樂。最多有時候跟周圍的人聊聊天。過年對於他來說，與平時沒什麼兩樣。”

戴口罩遊黃鶴樓被群眾認出

1952年春節，毛澤東是在武漢度過的，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出於安全考慮，毛澤東這時已不能隨便到群眾中去了。安全部門一再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妥協，最後帶著口罩與群眾一同遊春。一個小孩竟然認出了戴著口罩的毛澤東，驚喜地喊道:“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湧來。羅瑞卿和楊奇清後來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檢查，說安全保衛工作沒搞好。毛澤東毫無責怪的意思，只是說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

很多人回憶，每到春節，毛澤東首先想到的就是身邊的工作人員，比如炊事員、警衛員、機要員、秘書、司機等。哪怕再忙，毛澤東都要親自慰問。

頤年堂:宴請與會者吃肉末掛麵

除了外出和慰問，忙於開會也是毛澤東過春節的一大特色。據多年負責中南海總特灶膳食管理工作釣張寶昌回憶，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座談會，40余位黨外人士參加。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笑著對大家說：“今天過年，臨時決定把各位請來開會，主要談矛盾問題。可能大家還都沒有吃早飯吧，這樣，先吃碗肉末掛麵，填飽肚子再開會。”頤年堂地方不大，大家只能端著碗站著吃。這些被邀請到會的人怎麼也沒想到，毛澤東會用面條來招待他們。

最後一個除夕夜:沒有親人在身邊

1976年的春節，毛澤東身邊沒有客人，更沒有親人，只有幾個工作人員陪伴著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一個春節。

毛澤東晚年的生活秘書張玉鳳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頗為黯然神傷。”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年夜飯。”

“飯後，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後，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裏。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爆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准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澤東聽著這爆竹聲，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鄧小平：南方過春節

不怕甲肝大流行

1988年初，由於食用毛蚶引起甲肝病流行，上海總共有幾十萬市民患病倒下。春節期間，甲肝病的流行正是猖獗之時。工作人員跟鄧小平請示，是不是過一陣再去。鄧小平果斷說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過春節，毛蚶病有什麼了不起啊。”

得知鄧小平要來上海過年，上海春節聯歡會籌備小組嚴肅地宣佈了一條紀律:演員就在舞臺與後臺活動，不要到台前去，更不要與場內的領導接觸和握手。

誰也沒有想到，演出結束後，鄧小平站了起來，向臺上走去，主動與站在前排的演員一一握手。在走到表演雜技的小演員、上海馬戲學校學生金恣面前時，鄧小平還俯下身，像慈祥的爺爺一般在小姑娘的臉蛋上親吻了一下。

鄧小平的足跡在上海駐留引起了廣泛關注，一些政治觀察家已經感覺到:改革開放大局初定，經濟特區發展迅猛，鄧小平開始思索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浦東。沒過多久上海便有了動作。

連年赴滬過節

1990年1月，鄧小平第三次在上海過春節。大年初一上午，朱鎔基等上海市領導到鄧小平下榻的賓館給他拜年，並匯報浦東開發的前期准備工作。

鄧小平說：“浦東開發晚了，但還來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應該給中央報告。”

朱鎔基說:“開發建設的報告不理想，不敢報。”

鄧小平說:“不用怕，報嘛。”

春節過後，鄧小堊回到北京。飛月17日，他接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成員。會見前他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

1991年，鄧小平第四次在上海過春節。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懷著對改革開放的深思，鄧小平開始了“南巡”之旅。1月31日，鄧小平來到上海，和楊尚昆一起在這裏過春節。在上海期間，警衛官兵發現鄧小平的辦公室、會客廳和臥室的燈火常常徹夜通明——他在連夜整理審定後來的“南巡談話”。

1994年2月10 日，大年初一，鄧小平最後一次與上海各界人士歡聚一堂。這以後，他便很少公開露面了。

據大女兒鄧林回憶，1994年鄧小平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行走都困難，但還是在上海參加春節團拜會，還在說，“我們一定要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釣黨中央周圍。”他親自說這句話，其實很簡單，就是要幫助新領導人立住腳。

周恩來兩頓“年夜飯”

1960年:與演員聯歡

1960年的春節，周總理和鄧穎超、李先念、陳毅、王震等一起來到首都劇場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職員們一起過年。

晚會開始後，周總理和鄧穎超跳起了第一個“慢三步”舞。之後，周總理揮起手說:“你們請小超大姐來一個節目嘛!”;在掌聲中，鄧穎超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說:“我會唱京戲《武家坡》。可誰和我配唱呢？”演員狄辛馬上說:“我可以配唱。”

戲唱完後，鄧穎超緊跟著說:“我來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我的老伴兒周恩來會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歡迎不歡迎啊？”人們異口同聲地喊:“歡迎!”唱完後，周總理興致不減，向著王震大喊著:“王鬍子，快過來嘛!”同時，又招手把曹禺和歐陽山尊都叫了過去，並且宣佈:“現在我們再唱一支《南泥灣》!”

歌聲停止以後，陳毅搶先一步走下舞池，用四川話高喊:“下一個節目是扭秧歌!”接著，鑼鼓響起，周總理和陳毅各帶領一隊人馬扭起東北大秧歌來。

1961年:年飯是小米稀飯和包子

建國後總理能和家人一起過年的機會不多。周恩來的侄子周保章1961年曾在西花廳和總理度過一次除夕——

那天，連大人帶孩子，足足擺了三大桌。人都坐好了，只見工作人員端上了熱氣騰騰的大包子和黃澄澄的小米稀飯，鄧穎超意味深長地說:“為什麼今天請大家吃小米稀飯呢？是因為中國革命是小米加步槍打出來的；為什麼吃包子呢？是因為中國共產党和毛主席領導我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以今天能夠吃到肉包子，我們不能忘記恩情。”話一說完，大廳裏立即響起了掌聲。

胡耀邦：蘊家國情懷

大年三十值夜班

胡耀邦任中央主席和總書記期間，經歷了6個春節，其中4個是在基層同群眾一起度過的。他所到之處往往不是大中城市、富庶之地，而是“老少邊窮”等貧困落後的地區。自胡耀邦開始，這種春節下到基層訪問、給群眾拜年的工作方式，逐漸作為一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制度延續了下來。而胡耀邦“重民、愛民、親民”的領導方式也漸成定制。

1981年的2月4日是大年三十。中央書記處需要有領導同志值班，胡耀邦說:“大家辛苦一年啦，都要回家和老婆孩子團聚，值班的事就由我來吧。”就這樣，他讓別的同志都回家了，自己在勤政殿值班守夜。

學唱《我的中國心》

春晚導演黃一鶴記得，1984年的春節晚會結束時，胡耀邦的秘書打來電話說:胡總書記看了張明敏唱的《我的中國心》，非常感動，要求你們馬上複製一盤錄像帶，給胡總書記送來。中央電視台馬上照辦。後來，老領導告訴黃一鶴，中央電視台這幫人興奮得睡不著覺，胡耀邦這一宿也沒睡，他帶領全家人把《我的中國心》給學會了。

發高燒堅持慰問

1986年年初，胡耀邦決定利用春節前後半個月時間，率領由中央機關27個部門的30名幹部組成的考察訪問組，前往貴州、雲南、廣西的一些貧困地區調研，看望慰問各族幹部群眾。

2月8日是農歷大年三十。胡耀邦一大早來到黔西南民族師範專科學校，向各族教師拜年並和他們座談。接著，他又興致勃勃地趕到布依族山寨烏拉村看望農民，並到布依族農民黃維剛家做客。黃維剛按照布依族接待貴客的習俗，把一個燉熟的雞頭夾放在胡耀邦的碗裏。就這樣，胡耀邦和黃維剛全家有說有笑地吃了頓團圓年飯。

當晚，胡耀邦在武警水電建設部隊招待所一間簡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開始發燒，體溫升到38.7度。2月9日早晨，胡耀邦的體溫達到39度。這裏遠離大城市，附近又沒有醫院，大家都很著急。好在經過隨行醫生的治療，胡耀邦到晚上開始退燒。2月10日上午，身體稍稍恢復的胡耀邦堅持前往廣西百色。2月19日下午，胡耀邦根據自己13天沿途調查的思考並結合有關匯報，在幹部大會上作了即席講話。他特別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進行調查研究。

1986年2月20日下午，胡耀邦率領考察訪問組回到北京。

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一個春節

除夕夜，慰問駐溪口的軍官

1949年大年三十這天晚上，蔣介石在武嶺學校禮堂舉行除夕盛宴，慰勞駐紮在浙江溪口的警衛部隊團以上軍官，他向大家祝賀新春之後說:“諸位，家貧出孝子，國難出良將。當我們走上坡路時，別人跟著我們跑，這不稀奇；而我們走下坡路時，你們從各地費了不少周折，來到我們跟前，這才是最難得的啊!”

蔣介石忖度這很可能是在家鄉度過的最後一個春節，所以十分珍視。大年三十晚上，又與兒孫輩在祖居團聚飲屠蘇酒，吃年夜飯，守歲放鞭炮。蔣介石暫時忘記戰事，一家人也其樂融融。

大年初二，求了個“中下”簽

大年初二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