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於三月十六日通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提名，任命原國台辦主任王為外交部長後，國台辦官方網站隨即於十七日發佈消息：中央決定，張志軍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原任外交部黨委書記、負責常務工作的副部長。

這個任命，只是中共中央的任命，尚待國務院也發出任命命令，張志軍的任命才算全部完成。盡管在編制上，作為「兩個招牌，一套人馬」的中共中央台辦和國台辦，在序列上是屬於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因而國台辦選出的中共「十八大」代表，是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委代表團的成員，而不是參加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委代表團出席，但正因為是「一套人馬，兩個牌子」，因而在程序上，還需經過國務院任命的手續，才算完整。這就如香港、澳門兩個中聯辦，也是「兩個牌子（工委及中聯辦），一套人馬」，但其實是中央中央直接派出的工作委員會，因而其所選出「十八大」代表，也是參加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團；但其負責人的公開任免，仍須經過國務院發出任免命這一道程序一樣。

不少人在關注國台辦主任與外交部長的這一波人事互調中，似乎是較多地將注視焦點集中在張志軍的任命之上。這是習慣思維方式導致，不足為奇，也是很正常的事。實際上，正如許多評論所言那樣，從王毅到張志軍，都是由外交部調入國台辦，而兩人在調動之前均外交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部長（王光亞調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之前也是外交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部長），因而體現台灣工作已不單純是兩岸事務，更需要在外交上的通盤考量，以避免兩岸因在外交領域的爭奪及摩擦，衝擊兩岸關係；而且國台辦主任人選的甄選，也是由過去的政治任命，改為以專業取決。

而從過去五年的實踐看，中央當初的這一思考方向，確實是對頭的，而選中了王毅更確實是選對了人。實際上，王毅不但是具有較高的政治智慧，而且也長袖善舞，並顯得非常務實、靈活，幹得比其前任出色。這固然是有著台灣地區發生了政黨輪替，已由承認「九二共識」的馬英九當家的有利客觀環境，但也與其本人既能堅持原則又能採取彈性手法的主觀因素直接相關。——過去在外交領域內，據說作為「知日派」的王毅在出使日本時，就以廣交朋友、深作溝通等方式，將曾一度低落甚至是對立的中日關係，改善過來。因此，今次將他調回外交部並予以升職，除了一方面是出於通盤外交戰略的考慮之外，也是要借重他個人的能力。

對於王毅個人的待遇而言，盡管國台辦主任與外交部長都同是正部長級，但地位卻不一樣。這是因為，外交部不但是國務院排序最前的第一大部，單是正部長級的官員就安排了好幾位（相比之下，在台灣地區，「內政部」才是號稱及排序都是「第一大部」），而且外交部長是國務院的組成人員之一（即內閣成員），按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定期參加國務院全體會議。而國台辦則是國務院的辦事機構，其主任並非國務院組成人員，因而沒有資格出席國務院全體會議。

張志軍也和王毅一樣，是在外交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部長的任上調任國台辦主任。兩人的共同點是外交專業幹部，理論和實踐經驗均十分豐富；但在個性方面，張志軍似乎是更多一點歷練，那就是有過地方工作經驗（曾任山東省淄博市委副書記），並從事過政黨外交，可能是涉獵範圍更廣，更有利於在兩岸關係中推動黨際交流，儘管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但政黨之間的交流的經驗仍是可以適當比照引用的。因此，不排除在張志軍任內，會設法推動與民進黨內部分並非是「獨派」黨員的交流。

其實，關注張志軍接任國台辦主任，固然是有此必要，但王毅的接任外交部長，對台灣地區而言，卻可能是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王毅、張志軍兩人在對台工作領域內而言，畢竟是同質性甚高，之間的區別性不大，只是個人風格有所不同而已（如王毅較為活躍外向，張志軍則較為沉穩內歛）。反而是曾任過五年國台辦主任的王毅出任外交部長，對台灣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在五年國台辦主任任內的王毅，已更多地明暸台灣官民所關心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是最瞭解台灣的外交部長，日後在主持外交工作，當遇到涉及台灣的外交事務時，將會更為理性務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不會將一些較為單純的問題複雜化，徒添兩岸互不信任爭紛。而且，對於台灣參與一些不涉及國家主權及政治性質的國際組織或活動，可能會有較為積極主動及靈活軟性的作為。

或許，這正是北京在落實貫徹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論述的部署，並以兌現，「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第四項「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的善意行動，來換取及促進第二項「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的落實，從而在已經落實「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第一項的「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第三項的「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及第五項「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的基礎上，全面完成「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五項任務。

實際上，過去長期以來，台灣官民對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觀，就有所謂「內外有別」的分析，認為「對內」的國台辦較為靈活，主張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對外」的外交部則較為保守僵化，主張「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在北京。正因為有著「新、舊三段論」的不同認知，在實務上，往往是外交部的一些較為粗魯的動作，使得國台辦長期的善意努力「付諸東流」。比如，與瑙魯的「突擊建交」，令到陳水扁誤判為這是北京對其兼任民進黨主席的「贈慶禮物」，因而將陳淞山到福建漳州詔安陳水扁的祖籍地影印其族譜，並在廈門與孫亞夫密談，直接導致陳水扁在大擔島高喊「請江澤民先生來大擔島喝茶」的良好氣氛一掃而空，並突然發表「一邊一國論」。又如唐家璿在上海「APEC」的「中共已成為歷史名詞」言論，導致雖然將「台獨」奉為「神主牌」，但在畢竟已經執掌著「國家名器」，有所忌諱之下，其內外文件仍然仿效國民黨使用「中共」一詞的民進黨，索性「順其所言」，將內外文件中的「中共」一詞改為「中國」，在客觀上助長了民進黨的「一邊一國論」。

因此，王毅的出任外交部長，以其對台灣政治形態的熟悉，尤其是對台灣官民心態的瞭解，或許在處理涉台的外交事務上，會比較靈活、彈性。這才是台灣方面值得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