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如今，對每一位到延安的遊客來說，位於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都是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1945年，正是在這裏，中共七大隆重召開，產生了三個層次的領導集體，即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為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劉少奇、任弼時新晉書記

在現有歷史資料中，“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是對七大最準確、最權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團結、勝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幾年前。

早在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將召開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之後，中央多次提出並決定召開七大，但都未能按計劃實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內戰和抗日戰爭的影響，代表不易集中;二是黨內思想上還不一致，對黨的領導核心有著不同的認識。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王明回國後，不斷以各種非組織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戰。1941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圍繞此前的”左”傾錯誤和右傾錯誤進行了熱烈討論。和博古、張聞天等人進行自我批評的態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的錯誤辯解，遭到與會者的一致批評。次年，全黨整風運動開始。

1943年3月20日，劉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提議”中央書記處設一個主席，兩個書記，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以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調整中央機構，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劉少奇、任弼時任書記。其中，劉少奇實際成為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央領導人。這次會議，已經將王明排斥於中央領導層之外。

劉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寧鄉人。他早年曾領導並參加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等，在五大時當選為中央委員，成為黨內工運和白區工作領袖。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堅決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41年皖南事變後，他臨危受命，與陳毅等一起扭轉了新四軍的困難處境。

任弼時長征期間是紅六軍團和後來紅二方面軍的最高政治領導人，後隨八路軍總部東進抗日前線，在政治方面負總責。1940年3月，任弼時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於處理問題周到，被稱為”黨內的老媽媽。”。

1943年3月的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還規定，對於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問題，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自此，中共最高領導人也完成了從張聞天到毛澤東的平穩過渡。1950年以後，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擔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1976年7月1日，病逝於江蘇無錫。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誌，整風運動結束。經過延安整風，全黨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經實踐證明為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得到一致的認可，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與統一，這為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打下了堅實基礎。

“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1945年春末，延安城內，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戰勝利在即，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做準備，在六大召開17年之後，七大就要在這裏召開。

幾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確要求，各地代表選出待命。那以後，代表們就陸續從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向延安集中。他們穿越封鎖線，通過敵佔區，有的人輾轉數月到一年才抵達目的地，還有人犧牲在途中。影片《鐵道遊擊隊》中，遊擊隊曾接受了一項政治任務，護送胡服同志穿越敵人的封鎖線，現實中，這位胡服同志就是劉少奇。他跨越津浦鐵路，就是為了前往延安籌備和參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萬裏長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晝趲行，夜趲行，敵偽關防穿插勤。到處是軍屯。”陳毅也用一首《長相思•冀魯豫道中》，寫出自己赴延安參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實感。實際上，即便會議籌備工作已近尾聲，仍有代表風塵僕僕向延安趕來。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最後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全國已有共產黨員121萬人，出席大會的代表就有755人。為了適應會議規模，1942年，中央機關的同志親手蓋起了一座集西式風格與陝北窯洞為一體的、占地千餘平方米的建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它雖然無法同現在的許多高大建築相比，但在當時的延安卻是獨一無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陽光裏，七大在大禮堂正式開幕。在黨的歷史上，七大的會期最長，從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開了50天。

會議選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這是與會代表普遍關心、討論最多的問題。經過反復討論，最終確定和堅持了三個原則：一、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掌推開，只要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還可以入選;二、對中國革命在長期分散的農村環境中形成的”山頭”，既要承認和照顧，又要縮小和消滅，要把各個地方、各個方面黨的先進代表人物都選進來;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員都通曉各方面知識，但要求中央委員會通曉各方面知識，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識和才能的同志選出來。

選舉的過程也比之前黨的歷史上任何一次選舉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團小組提出候選人名單，經過充分討論後，進行預選，再提出正式候選人名單，最後舉行無記名投票選舉。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選人，沒有任何指定，沒有任何限制，對候選名單中的任何一個人有不同意見可以提;有不瞭解的地方可以問。

代表們在討論候選人名單時，有的代表提意見點名道姓，非常尖銳。對於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犯有嚴重錯誤的王明，很多代表不願意選，毛澤東就親自做說服工作，提議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說選上他對團結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人有好處。

選舉那天，投票結束後，幾個計票員在後臺忙碌地統計每位候選人得的票數。當時沒有計算機，只能把候選人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一個人念，另一個人在名字下寫”正”字。工作人員計票時，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澤東坐在那裏吸煙。當計票人員統計王明選票超過半數後，毛澤東才放心地離開。

經過選舉，七大選出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王明在正式中央委員中排在倒數第二，也有的說是最後一名。七大之後，王明在黨內主要從事政策研究以及起草法律條文。1950年秋，王明以治病為名舉家前往蘇聯，此後多數時間滯留莫斯科。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前，中央邀請他回國參會，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向中央請假，但八大仍然選舉他為中央委員(雖然他在97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最少)。此後，王明長期留居蘇聯，1974年病逝於莫斯科。

七大的民主選舉方式在黨的代表大會是第一次。會後，毛澤東曾以”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進行評價，認為這次選舉”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是民主與集中相配合的模範”，並提出，這種制度和方式”全黨都應採用”。

6月11日，七大閉幕，通過了新黨章，第一次明確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章。

8天后，七屆一中全會在楊家嶺召開。會議選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會議同時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5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五大書記”。此次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至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其中，毛澤東是核心，負責全面工作;朱德負責軍事工作;劉少奇負責土地改革與城市工作;周恩來負責外聯、統戰，並協管軍事;任弼時負責組織、辦公廳和群團工作。”五大書記”各自發揮所長，各有分工，團結協作，形成了一個成熟的、團結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中樞。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五大書記”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

七屆一中全會選舉讓朱德進人中共最高領導層。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省儀隴縣一個佃農家庭，1922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早年曾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湘南起義，後任中國工農革命軍(後改稱紅軍)第四軍軍長。1930年起，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軍團長，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司令)。

“五大書記”夜間集體辦公

1945年8月14日，就在七大結束後不久，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在當時的複雜時局下，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決定與周恩來共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國內和平的願望。

對於這次赴重慶談判，毛澤東做了最壞打算。8月26日，即赴重慶前兩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少與會同志都為二人此行的安全擔心，但毛澤東說：”我到重慶後，你們回到各自的根據地，堅決打擊進犯的蔣軍。勝仗打得越多，我就回來得越快;打不勝，我就回不來。”他還說：”重慶是可以去，必須去。領導核心還在延安，黨內也不會有什麼擾亂……因為有了裏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他和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為了保證中央書記處能保持五人開會，由劉少奇代理主席職務，並增選陳雲、彭真二人為書記處候補書記。彭真1902年出生，山西曲沃人，參加革命後積極領導工農運動，早期就是中共北方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共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在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培養黨的領導骨幹和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等方面有著重大貢獻。

在重慶，毛澤東與蔣介石經過前後10次會談，各自表達了自身的政治意圖，卻並未取得外界預期的結果。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

在延安，毛、朱、劉、周、任”五大書記”基本上都住在一起，經常一起開會討論、研究黨務國事。1947年3月，國民黨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