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報》去年12月31日刊發社論文章《從拖泥帶水的一年反思「台灣病」》。文章稱，2012年，台灣地區以馬英九得票過半贏得連任揭開序幕，但卻隨即以其民意支持度驟降至18%以下苦苦撐完一年，可以說是－-章險惡的啟示。這條直線下墜的拋物線，與其說是馬英九個人魅力的消褪，不如說是台灣「自滿年代」的終結。

今日之台灣，為何患上了難以根治 的「台灣病」？

平均主義思潮與左傾化現象

台灣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本應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強調市場自由競爭與個人奮鬥。然而，近年來，台灣社會出現了一種平均主義甚至是左傾化的潮流，強調極端社會正義與社會公平。

由於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不同群體與階層利益差距的拉大，

「公平正義」逐漸成為一種社會主流聲音與社會思潮。在當今的台灣，「公平正義」成為社會各階層高舉的旗幟，只要高舉「公平正義」大旗，就沒有人敢反對，敢否定，就像高舉改革與民主大旗一樣。於是，在「公平正義」的旗幟下，社會福利待遇較好的軍公教階層就成為了眾矢之的，成為反對與打擊的對象。恃別是在綠營的政治操作下，島內普遍認為勞工退休金待遇與公務人員退休金待遇相差太大，公務員的年金制度要向勞保年金制度看齊。於是，大多數公務員的年終慰問金詖取消，公營企業員工年終獎金被砍半，不同群體與階層之間的矛盾增大。

在平均主義的影響下，台灣社會出現了左傾化的現象。去年年末，台灣勞工團體組織「勞工秋鬥」活動，公開打出「人民向左轉」的口號，主張尋找「社會公平正義、分配正義」的左派價值。這種「向左轉」的思維與主張，是經濟惡化、民眾生活壓力增加背景下臺灣社會出現的一種新現象，是受到無限上綱「公平正義」社會價值影響的必然結果。

「公平正義」在台灣已有異化、民粹化與政治化傾向，有濫用的危險。在當下的台灣，出現了種種「正義」之說，任何人都可以「正義」之名爭取所謂的權益。如無房者要求「居住正義」，勞工主張「勞工正義」，犯罪者要求「司法正義」。

在這一社會思潮下，馬英九也難以獨善其身，在施政上追求以「公平正義」為主軸，2012年以來採取了一系列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社會經濟改革措施，包括推行徵收証券交易所得稅與年金改革等，甚至有台灣「經濟設計師」之稱的前副領導人蕭萬長也在日前演講中呼籲以財富均化取代經濟成長為改革政策的主軸。

其實，台灣的財富收入分配還是比較平均的，反映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只有0.35，低於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如果過度強調「公乎」與「均富」，而不重發展與經濟成長，既不利於台灣經濟的發展與競爭力的提高，又不利於共同發展與共同富裕，甚至還會扼殺社會的公平競爭與發展活力，加深台灣的經濟危機，最後變為「均輸」。

反民主的個人至上主義思潮

台灣民眾最引為自豪的是台灣實行的民主制度，然而，在推行民主制度30多年後，台灣的反民主現象日益嚴重，正在扭曲民主的真諦與民主精神。尤其是個人利益至上主義日益泛濫，讓台灣民主變調。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原則與機制在台灣已嚴重扭曲為「多數是暴力、少數是正義」的反民主傾向，即多數人的權益得不到保護與保障，反而更注重少數人的訴求與利益，「少數正義」成為一種趨勢。在台灣發生的諸多爭議事件中，極少數人的立場與觀點，因為聲音大，受到社會的關注，其權益得到更多的保護。似乎只要敢弄、敢爭、聲音大，就代表正義與正確。

臺北市的「文林苑拆遷案」最為典型。文林苑的舊房拆遷，本是依法進行，獲得了絕大多數住戶同意，結果卻因某一戶人家反悔，且在極少數學生與文化人土不分青紅皂白的聲援下，硬是泡了湯。不僅如此，臺北市還被迫修改了拆遷條例，將原來只需「80％住戶(所有權人)同意」即可改為「95％以上同意」，明訂「建商必須清光地上物、取得建照，才能預售」。結果，同意拆遷的絕大多數住戶的權益未能得到保護。市政府不負責任的妥協，讓多數人成為陪葬者，完全違背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與依法行使的法律制度。

狹隘主義思維下的保護主義思潮

政治民主化後的台灣，雖然不斷強調國際化，要開拓更大的國際空間，但實際上，島內狹隘主義思維盛行，壓縮了台灣更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處理台灣與大陸的關系方面，更是如此。

馬當局上臺執政後，盡管採取了許多開放性的兩岸政策，包括開放兩岸直航，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與開放陸資入島等，但這些開放是建立在為台灣謀利益基礎之上的，即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為最高原則，對大陸的開放是有條件的，是有限制的，而且設置了重重關卡：如不開放大陸農產品進口，不開放大陸勞工(而外籍勞工超過4075人)在台就業與工作，對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有保証金與人數上限控制，對大陸學生有「三限六不」政策。

最典型的就是在兩岸經貿往來問題上，台灣當局強調「多要少給」，即「要大陸多讓利，台灣不給利」。民進黨等綠營勢力更是狹隘思維與保護主義的典型代表，長期以來對兩岸關系發展採取管制與限制措施，反對開放，馬當局有限開放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進黨等綠營勢力牽制與抵制的結果。

不久前，第49屆台灣電影金馬獎頒獎儀式在台灣宜蘭舉行，綠營卻借此對台灣電影金馬獎進行攻擊與扭曲，這是綠營勢力狹隘主義思維的典型反映。創立於1962年的台灣電影金馬獎，是最具影響的華語電影大獎，也是台灣最具知名度的文化晶牌。因為在某屆金馬獎評選中，台灣影片得獎少，大陸影片得獎多，即被綠營人士質疑說金馬獎成了「大陸百花獎」，甚至主張停辦。試想，如果金馬獎這一代表華語圈電影成就最高的獎項，沒有了大陸與香港的參與，只有台灣自己玩，還會有何種影響？

狹隘主義思維的盛行，必然在政策上出現保護主義與閉關自守現象。開放，故然有風險，有競爭，但不開放，閉關自守，固步自封，更是死路一條。在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採取閉關自守與保護主義的國家或地區能夠成功發展。台灣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在一座談會上表示，台灣現在保護主義太強了，對大陸是採取政治保護主義，對其他國家採取經濟保護主義，政府和民間都有這個傾向，長久來看對台灣不是好事。

焦慮情緒與失敗主義思潮蔓延

當下的台灣彌漫著一種極度焦慮與強烈的失敗主義情緒，負面思維當道，缺乏正能量，這是今日「台灣病」之重要體現。

台灣民眾對什麼都不滿，對馬英九的表現不滿，對當局的施政與改革「無感」，對在野黨的不作為不滿，對企業不加薪不滿，對公務員待遇好不滿，動不動就抗議，動不動就反對。改革罵，不改革也罵，消極施政不行，積極施政也不行。如今抗議與遊行，或者所謂的「嗆嚇」司空見慣，成為家常便飯。「打馬」、「罵馬」、「辱馬」，成為台灣社會最流行的事情，也是發泄不滿情緒的最廉價工具，影響所及，甚至連英國著名媒體在刊文中也以「bumbler」(笨蛋)一詞來羞辱馬英九。馬英九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所謂的「嗆馬」行動。

台灣民眾對未來更是充滿不確定性，有一種強烈的悲觀主義情緒。2012年「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評出了前十位，分別是憂、漲、轉、感、慘、鬱、苦、怨、窮、爛，其中「憂」字高居第一位。《聯合報》于2013年元旦公佈的「回顧2012年生活調查。顯示，有高達85％的民眾擔憂台灣經濟景氣不佳，74％的民眾批判課稅不公，73％的勞工擔心未來領不到退休金，6l%的人看壞下一代，40％的人對未來生活悲觀，45％的人哀嘆賺得更少。日前，民進黨在全島啟動的所謂「人民火大」反馬大遊行，是台灣焦慮與不滿情緒的另一種反應。「火大」行動就是一種情緒的發泄，只能是火上加油，激發人民的怒火。但當大火點燃，燒掉的不是民眾的怒火，而是台灣的希望。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台灣處處呈現負面思維、消極思維，缺乏正面思維、正能量；處處以不作為，限制為先；以否定、反對為主，「不」與「非」成為時代的主題詞(如「二不」、「三不」、「四不」及「非核家園」等)。今天的台灣，只要守成，不要改革，只要否定，不要進取。

這種現象的出現當然有經濟、社會與政治大背景。經濟上，台灣走上了衰落之路，多年來台灣經濟增長一直維持低增長，2012年經濟增長只能實現「保一」的目標，2012年，消費物價指數(CPI)增長雖然在2%以下，但與民生相關的電價、油價與食品價格上漲顯明，尤其是食品價格上漲超過40%民眾收入增長緩慢，增加的工資僅能多買一個雞蛋，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則一降再降。台灣「教育部」公佈的調查顯示，台灣有8116名「博土流浪教師」，找不到正職而到處兼課，平均月收入只有2.2萬元新台幣，俗稱「2K」(K指代1000，合人民幣4400元)，「22K」成為目前台灣就業市場的新人起薪慣例。政治上，藍綠對抗，朝野爭鬥，讓老百姓更感無奈，加重了焦慮情緒。社會上，各種矛盾加劇與上升，窮人與富人的矛盾，勞工與軍工教的矛盾，南北差距的矛盾，都無法有效解決。經濟上看不到繁榮的前景，政治上看不到光明的未來，社會上看不到和諧的氣氛，這就是今天台灣的真實寫照。

分離主義與民粹化思潮相結合

當下臺灣社會出現上述社會現象與社會思潮的背後，是台灣分離主義與民粹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台灣分離主義經過不斷的發展與蔓延，成為一種最重要的社會思潮，就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放出了魔鬼，攪亂了台灣社會，引起了思想混亂，造成了族群對立，藍綠對立，統獨對立、社會對立。分離主義的發展，還造成民粹主義的盛行與泛濫。帶有分離主義印跡的「台灣」一詞被神化，「台灣」代表著主權、國家、正義，「愛不愛台灣」成為衡量一切問題的惟一標准。在此邏輯之下，民粹主義進一步蔓延，「公平正義」下的平均主義、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