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澳門立法會的任期，到今年八月十五日就告結束。為此，特首崔世安已經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透過發布行政命令的方式，訂定九月十五日為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而按相關法律制度規定，立法會本屆屆期所審議的法案，倘是在本屆期內未能完成審議及表決程序的，將會隨著立法會屆滿的結束而告作廢。因此，立法會的三個常設委員會正在「加班加點」，加緊審議《土地法》的修正法案、《城市規劃法》、《承諾轉讓在建樓宇的法律制度》及《文化遺產保護法》等對本澳法制建設具有重要作用，並已經立法會工作多時的法案，以便趕及在本屆期結束前完成，不致成為廢案，因而時間十分寶貴。

但正在爭取連任的高天賜議員，卻來個「插科打諢」，以個人名義接連提出了《工會團體基本權利法》（即俗稱之「工會法」）、《同性民事結合》、《保護被拘留人的形象的措施》等法案。而其中的「工會法」，曾經連續提案三次均被否決，卻仍是「明知不可為而為」。因此，被部分議員認為是「做騷」，只不過是為了在選舉前夕爭取更多的見報率，為自己「造勢」而已。因此，在上週四對其中的「工會法」及《同性民事結合》法案付諸一般性表決時，都全遭否決。其中《同性民事結合》法案還只得高天賜自己一票贊同，就連他的「戰友」也投下了棄權票。而高天賜在表白時，盡管他否認自己「做騷」，並聲稱無心在此時提出法案是爭取選票，但卻也承認自己參加下屆立法會選舉「有壓力」，等於承認自己此舉帶有濃厚的「選舉味」，只不過是四年前同是立法會選舉前提出「工會法」法案的故伎重演。

實際上，這三個法案的爭議性都頗大，不要說是臨到立法屆屆期即將結束而根本不可能完成立法程序，就算是在立法屆屆期剛開始時提出，也因在社會上未能取得共識，而有可能會成為廢案。其中而《保護被拘留人的形象的措施》法案，據說是對警方在破獲案件時，以黑頭套蓋罩犯罪嫌疑人，是侮辱犯罪嫌疑人，有損基本人權。這正是「打橫來講」，以黑頭套蓋罩犯罪嫌疑人，正是避免被拍攝到其面貌形象，才是保護措施，以符合《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也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正因為如此，當年廉署拘捕歐文龍，將之押往檢察機關時，沒有套上黑頭套，才遭受社會輿論批評。因此，難道要將犯罪嫌疑人以其真面目示眾，才是「保護基本人權」嗎？

而《同性民事結合》法案，其「戰友」吳國昌就在表決發言中就指出，雖然高天賜議員提出的法案是同性民事結合，不是同性婚姻，但由於同性民事結合立法也有可能是進一步演變為爭取同性婚姻，從而衝擊現行婚姻制度。而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國家，在立法建立就不同性向人士生活所需的民事權利保障之前，都是經過廣泛的社會諮詢辯論，在取得社會多數支持後建立的。而在澳門，該法案尚未經過廣泛的社會諮詢辯論，因而並非是合適的立法時機。何況，提案人表明該提案也只是建基於公職會內五百六十八個電話調查，言下之意是並不代表廣大民意共識。即使是要立法，也要經過廣泛諮詢，才起草法案。現在連諮詢均尚未做過，僅是幾百個人在電話調查中表態，而且還並非是面向社會，只是在公職人員協會內部進行，這只能是不尊重社會。

而「工會法」則是連同高天賜議員所提法案，已在立法會三遭滑鐵盧，很明顯是明知不可為而強要為之。今次即使能夠獲得一般性通過，也因本屆屆期只剩下四個半月，也無法完成細則性審議，而成為廢案，徒是浪費時間，干擾正在集中精力審議的幾個法制建設十分急迫的法案，反用一句常用術語來說，就是「無益無建設性」。「工會法」不是不能制定，但並非是由個人提案，而是經過勞資雙方廣泛討論，訂出大方向後協商提出，並非一人可以完成。何況是公職人員協會帶有重大的勞方傾向，在沒有資方代表參與，就連勞方也缺乏最有代表性的工聯總會參與的情況下，這個法案的代表性也就存疑。

誠然，澳門特區是需要一部「工會法」，以正面回應《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關於澳門居民有組織、參加工會的權利和自由的規定，及《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關於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的規定。但是，正由於帶有「壓力團體」性質的工會團體的結社權利和自由，是屬於「人權」範疇的法案，也是屬於居民基本權利方面的事務，故其立法過程應發動廣大「澳人」參與，或是舉行公聽會，或是諮詢勞、資雙方的意見，使到這個法案的立法原意和內容，更能符合全體「澳人」的利益，而不單止是勞方的利益，更不能草率處之。這才是真正的「澳人治澳」、「澳人當家作主」的精神。

實際上，「工會法」涉及到勞、資雙方的權益，及政府的執行權力，按道理應是由作為執行機關的政府提案，而不應由作為「利益相關方」中的一方的勞方代表議員以個人議員身份提案。即使是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凡不涉及公共行政、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工會法」草案並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當然是可以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但該法案涉及到勞資雙方的利益，如果只是由代表勞方利益的議員擬制法案並聯名提出，可能會在立法動機及法案內容上，過於偏頗勞方利益。這與《澳門基本法》第五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有所出入。

因此，類似「工會法」法案的草擬，最好是能夠慎重、對稱、均衡參與。亦即在草擬過程中，應有資方代表參與，甚至是索性由勞資雙方協商，各派若干位代表組成一個專責小組進行起草。當然，如果特區政府具有為規範勞工團體立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由政府的相關部門牽頭，邀請各相關利益團體參與起草該法案，就較能從全局利益出發，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使到「工會法」法案較為全面、協調、平衡。但高天賜卻只憑個人之勇，連同是勞工界代表的幾名工聯總會背景的議員也排除在外，這多少也就顯示他的再三提出「工會法」草案，個人「做騷」的成份高於為工人兄弟爭取權益，甚至還含有貶抑正統工會團體之意。

何況，即使是澳門需要一部「工會法」，也不適宜在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前夕提出，因為此一具有爭議性的法案如若此刻在立法會中進行審議，必會在澳門社會引發激烈的爭論，並成為某些參選團體的辯論焦點，從而激化勞資矛盾，影響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