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前“國民政府”軍統局局長戴笠生前手稿、函電等珍貴情報史料59卷，正式由臺灣“軍情局”授權臺灣“國史館”解密公開，其中多數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報資料。

蔣氏忠僕

在美國國防情報局“中國第373號”檔案中，有此記錄：“他是唯一一個能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見到蔣介石的人。”這個人一旦在蔣府出現，侍從室主任只消通報一聲“戴先生來了”，就徑直把他引到蔣介石的書房中去。蔣有時甚至來不及從案卷中抬頭，徑呼其就座，“是雨農啊”。

此人就是戴笠。後來偏居臺灣的蔣介石念起戴笠時，尚不勝唏噓：“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

在戰爭年代的重重諜影中，特工變節之事多不勝數，但戴笠對蔣介石的忠心卻始終如一。著有《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的美國學者魏斐德曾斷言，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際，抑或蔣介石個人處於最危難之時，也未發生過動搖。

此次公開的解密檔案，佐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並無偏差。西安事變，蔣曾有下野之虞。眾人觀望之際，戴笠從南京乘飛機親赴“救駕”。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遺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唯未見領袖死不甘心。”西安事變後，病中的戴笠收到蔣的禦書，“貴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復”。

這是繼“二次北伐”時賜字“艱苦卓絕”後，蔣介石第二次親為戴笠題字。戴笠趁機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則：“我個人無政治立場，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戴笠和宋子文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是民國史研究專家楊天石解讀宋子文檔案時，窺得的機竅。此時若以臺灣解密的戴笠檔案觀之，更足資為憑。

戴和宋聯手之後，他的“小報告”內容之深廣，已遠非檢舉揭發所能涵蓋。在國民政府倉皇向西撤退時，戴笠最先從守軍唐生智殘部得到南京大屠殺的消息。

在最新解密的《軍情戰報》中披露的1938年10月的一則電文顯示，在日軍進佔廣州時，戴笠就報告了日德兩軸心國將再度結盟的形勢。他還在1942年9月就預見到日蘇難免一戰，密電宋子文“對美須速派大員”。

“忠義救國軍”

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

據記載，日降在即，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介石占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共產黨部隊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

蘇南的沙家，正是這樣一塊“忠義救國軍”、新四軍、日偽軍等各種力量錯綜複雜的地區。在革命樣板戲《沙家》中，阿慶嫂質問“忠義救國軍”的頭領胡傳魁：“你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其實嚴格地說，他姓“戴”。

此次檔案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汙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臺灣“國史館”研究員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遊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遊擊戰是有貢獻的，並不是烏合之眾。這個可以從檔案上面看得出來。”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書蔣介石，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軍情戰報》所載戴笠於1945年8月16日呈蔣介石的電報中，向“領袖”表明心跡：“生因以有利於國家與民族，個人之毀譽成敗固非所計也。”

為此，他甘心放下與丁默的個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防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帶匪軍（共產黨部隊）正圖進入寧波也。”

戴笠的“盤外招”，使得共產黨部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死後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難中殞命，軍統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業”短時間內十去七八，則是早有預兆。

1945年國民黨八大，一度傳出要推舉戴笠為“國務委員”，他予以堅辭。他自知軍統的“房子很大，柱頭很小”，其在戰時的亟速擴張是應時代之需。若二戰以盟國勝利而告終，對軍統局本身卻不見得是個好消息。

他屬下的重要機關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萬人，因不再有協助盟軍在太平洋作戰之需，必然要另尋出路。戰時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緝私等公開部門，又免不了新一輪的權力洗牌。

在經濟領域，戴笠曾搭檔宋子文負責全國緝私，單單查抄鴉片的收入每年愈億。財長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虧，一直懷恨在心。

在軍事領域，戴笠把“耳目”派駐到每一個前線戰鬥單位，在軍隊中素有積怨。《軍情戰報》顯示，在1938年的長沙大火後，戴笠曾致電蔣介石，說“長沙火災損害巨大，張治中辦事不力”；又因“屬下援女求歡”一事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並明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引起了軍事委員會諸多高層將領的不滿。

蔣介石的得意門生陳誠（時任軍政部部長）在日軍投降後，成為力主撤銷“忠義救國軍”的動議者。時在上海前線主持甄別偽特務工作的戴笠，不得不倉皇奔回重慶，“面向陳辭公（陳誠）有所陳述”，勸其“應集中力量經營北方（軍事），方能分校長之憂”。

如何保住一手創下的家業？據沈醉在回憶錄中記述，戴笠曾向他誇口：“如果讓我兼任海軍總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給我兼任個副官長，怎麼樣？”

這個聽來空穴來風的念頭，在披露的檔案中得到了證實。早在1942年草擬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戰後援建中國海軍的條款。戴笠特批“此款須另案實施”。

戰時三次親自陪同美國海軍少將梅勒斯考察東南沿海情況後，戴笠已將目光投向了戰後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願， 戴笠成為國民黨海軍司令，他的“忠義救國軍”搖身一變成為海軍陸戰隊，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殞命，讓這一切付諸東流。他死後不出一月，軍統局最龐大的單位“忠義救國軍”就在杜聿明、陳誠等將領的一再催逼下，整編成了交警總隊。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脫離軍統，自領全國警察總署。

（黃修毅　黃奕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