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二十年前的今日，為期三天的「汪辜會談」圓滿結束，海協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終於實現了歷史性握手，並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定》、《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等四項協議。「汪辜會談」是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會談，建立了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開展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衝擊了台灣當局頑固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樹立了兩岸平等協商的典範。會談成果有力地推動了兩岸經貿往來和民間交流的發展，強化了兩岸同胞的民族認同。「汪辜會談」所創造的「白手套」模式，及由此而催生的「九二共識」，成為推動最終走向兩岸和平統一談判的「初級階段」。

「汪辜會談」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催生了「九二共識」。不但是使得「汪辜會談」得以順利進行，而且也為十五年後海峽兩會恢復會談打好了政治基礎。實際上，「汪辜會談」進行的是兩岸事務性協商談判，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基礎，這就是兩岸都追求國家統一的目標，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這個基礎上求同存異。但在當時，海峽兩岸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各有不同認知，倘若堅持下去，必將耽誤會談的進行。兩岸兩會經過反覆協商，充分發揮了中國人的政治智慧，終於達成了「九二共識」。雖然雙方對「九二共識」的內涵仍有不同認知，在大陸方面是「一中暫不表」，台灣方面則是「一中各表」，但在確認「一個中國」原則方面是絲毫沒有含糊的。這就使得「汪辜會談」得以成功舉行，也為十五年後兩岸恢復協商提供了政治基礎。而海協和海基會接受兩岸政府的委託，以「白手套」形式進行談判，成為兩岸正式進行政治談判之前的「初級階段」，也是台灣方面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之前的可行辦法。在當時兩岸「誰也不服誰」的背景之下，找到了「中間落墨」的權宜辦法。

北京得到的成績是，打破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使得海峽兩岸關係從對立對峙走向交流協商，順應了歷史潮流的發展。「汪辜會談」的實現標誌著兩岸關係以交流彌合隔離、以合作取代對抗的歷史性轉折。而台灣方面的收獲是，由於是兩會對等談判，終於得到了「對等」的地位。用其自己在台灣南部的宣導來說，就是爭取到對岸承認自己是「對等政治實體」，而不是「一國兩制」式的「中央對地方」的談判。這對於不接受以「一國兩制」方式實現兩岸統一的台灣方面（當時李登輝尚未暴露「台獨」真面目，為壓倒黨內「非主流派」，反而扮演了「促統」的角色）來說，算是「巨大的勝利。但正因為「汪辜會談」讓人們看到了兩岸未來和平統一的希望，而且兩岸交流的勢頭也因此而益發洶猛，令本質是「台獨」的李登輝十分恐懼，藉著各種機會予以阻撓，籍著「千島湖事件」阻撓兩岸交流，以訪美發表「台獨」言論激怒北京而擱置兩會會談，以發表「兩國論」來阻撓有可能會開始的「汪辜會談」新階段－－兩岸政治對話。

北京方面也不是沒有教訓，剛開始時「要價過高」，從批判《國統綱領》和《兩岸關係條例》，連「一中各表」也全盤予以否認，到未能嫻熟運用毛澤東放棄幾座城池為的是積累力量，爭取擴展更大地盤的戰略思維，斤斤計較，白白錯過了可以乘勝追擊，擴大戰果的機會。實際上，在「汪辜會談」的後續性事務性協商中，由於過於執著「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在台灣方面使出「捆綁戰術」後，致使已經可以簽署的「遣返劫機犯」和「遣返偷渡客」協議，功虧一簣而告流簽，直到十六年後，第三次「陳江會」才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因此，在紀念「汪辜會談」二十周年之際，人們特別懷念汪道涵老先生，他提出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亦即「八十六字建言」，及「共同締造論」，既堅持了「一中」原則，但又避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及「中央政府在北京」，雖然並未迎合「一中屋頂論」，但已與「國統會」作出的「一中定義」決議較為接近，對「一個中國」的見解超越了一般官員及學者之上。遺憾的是，汪老當時提出的這些新論述，並未為北京高層所接納。到後來台灣地區綠色政權上臺，才根據汪老「八十六字建言」的精神，提出了「一中」定義的「新三段論」：「兩岸迄今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否則，應可連消帶打地反擊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

不過也應看到，北京也在不斷調適進步中。在馬政府拒絕進行政治對話之時，創造了民間政治對話、智庫政治對話的方式，倡議紅藍綠甚至是紅綠對話，這是「民間包圍官方」的方法，大有當年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政治智慧。在維持強大言論壓力的基礎上，應可有更大的作為。對民進黨人登陸政策的調整，也是如此。從要求放棄「台獨黨綱」，一路進行寬容性的調適，直到現在的民進黨員只要願意追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都歡迎登陸參訪，就是實事求是的做法，而且也有利於對擔心被民進黨奪走兩岸政策旗幟的馬政府，起到「倒逼」作用。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在兩會互設辦事處的議題上，北京同意海基會提出的兩岸各官方部門工作人員分別以海基會、海協職員的身份進駐辦事處，也是一大進步。其實，這種方式可以為兩岸行政主管部門的官員，就地秘密接觸進行某些行政事務的協商，以解決海峽兩會模式不能解決的實務性問題，提供方便。這應可發揮以「切香腸」方式，促使量變轉為質變，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的作用。對於未來統一方式，也有了調適，從非「一國兩制」不可，到可以思考其他更為適合的方式。實際上，台灣方面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央與地方關係，不符其「對等地位」的訴求。

其實，「汪辜會談」就已經超越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質承認兩岸處於對等地位。這都為新世紀的兩岸和平發展，提出了可供思考的方向。目前，兩會會談遇到了瓶頸，在經濟範疇基本談完之後，北京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但倘真的有此機會，僅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大陸海協和台灣海基會，能否承載得起？是否需要創造一個新的模式，或是分別對兩會提供更高的授權，使之具有官方性、政治性的功能，以利於進行政治對話以至是政治談判？因此，在紀念「汪辜會談」二十週年之後，就應跨越「汪辜會談」，為推動兩岸協商向更高層次發展預作籌謀。

（發自馬尼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