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以來，國務院已進行過六次機構改革，每次改革都有其政策邏輯，每次改革也都有不同的結果。梳理這幾次改革中被撤並掉的部委細節以及其中人物命運的進與退，我們能看到在改革陣痛中不斷進步的中國。

糧食部，你走開

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機構精簡，糧食部被撤銷。對於這個結果，河南盧氏縣的劉維漢早在兩年前就有所預料。在某種程度上，他也為那次改革出了一份力。1979年，劉維漢被任命為盧氏縣“社隊企業管理局”第一副局長。當年國務院下發文件，主張大力發展社隊企業，要求各省、地、縣都要成立社隊企業管理局。盧氏縣不敢怠慢，立即成立管理局來落實中央的精神，劉維漢被賦予重任。

1980年春節過後，盧氏縣朱陽關公社要學習鄰近的西峽縣的經驗，興辦一個桐油加工廠，購買了設備，修建了廠房，收購本社農民生產的桐油籽，這下與縣糧食部門發生了矛盾。糧食部門抱著傳統觀念不放，強調有史以來桐油籽都是自己收購，運出去加工，不准社隊企業收購和加工。在建國初期，吃飯問題是國之大事，涉及到糧食跨省調撥這樣的事糧食部不能單獨完成，需要更高層面的協調。趙發生於1958年調任糧食部副部長，他在《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24年》一文中記載，1961年9月，周恩來開完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來到南昌，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敬酒時，周恩來說：“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一個條件，幹一杯酒，要增加你們省外調糧食1億斤，好不好？”

在1980年代，改革已啟動，但糧食仍需要在糧食部門系統下運轉，所以當盧氏縣劉維漢要自己收購農作物時，矛盾激化了。“朱陽關公社也未給我打招呼，寫成材料直接報送到國務院。國務院領導看後，據說又轉給鄧小平同志，這一下算鬧大了。”劉維漢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數日後，《人民日報》第二版刊登出很醒目的文章《發生在盧氏縣的一場“官司”》，同時加發了《短評》，批評地方限制農民收購、加工農副產品。《人民日報》記者給劉維漢來信說，中央領導看到文章後，認為要進一步採取措施解決問題。“鄧小平也聽取了相關彙報，並發表意見，要從經濟體制上改革，糧食部和全國供銷總社可撤掉。”

石油部，撤了還是“高帥富”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稱，“機構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講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1982年1月他明確提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 隨後，中央和國務院機構改革工作開始進行。國務院所屬部委、直屬機構和辦公機構，由原100個裁到61個，工作人員總編制縮減1/3左右。國務院本身的領導體制也進行了改革，副總理由13人減為2人。

糧食部就是在這一次機構改革中被撤銷，其職能整合到商業部。糧食市場逐漸放開，1983、1984年的一號文件讓實行了32年的統購統銷逐漸瓦解，到1992年底，全國844個縣（市）放開了糧食價格，糧食市場形成。 如今，糧食價格調控的職能由發改委來行使，在“蒜你狠”、“豆你玩”時期，發改委調控價格的方式是打擊遊資炒作，它還“約談”食用油、方便麵等企業不要漲價，而這些企業以減少重量來回應。最後實在調控不住價格，就會出動政府儲備肉、儲備油等。

1982年的機構改革，由於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機構不久又呈現膨脹趨勢。

1988年，國務院再次改革，目標是弱化專業經濟部門幹預企業經營的職能，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命題。其中體現這一思路的是撤銷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核工業部，組建能源部。 石油工業部有著光輝的歷史，有著“五位將軍抓石油”的美談。1988年被撤銷後，其政府職能轉移到新的能源部，生產經營職能則被先後成立的中石化、中海油和中石油取代。現在，這“三桶油”成為壟斷型央企的一個標杆，給國資委長臉，讓人們羡慕嫉妒恨。石油工業部被撤銷，而圍繞能源部委的變動、糾結仍然在繼續。

紡織部，這才叫改革

1992年，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了適應這一需要，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機構改革再一次進行。

在1993年的機構改革中，上一次改革後組建的能源部被撤銷，分為電力部和煤炭部，輕工部、紡織部改為輕工總會、紡織總會，不作為國務院的組成部門。輕工部和紡織部在後來成為部委改革的一個典範。衣食住行是國之大事，1949年10月，紡織部即成立，後來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之父、老革命家曾山出任首任紡織部長，抗戰名將蔣光鼐則是第二任部長，最後一任部長吳文英創造了從紡織女工到部長的傳奇。

紡織業到了90年代進入一個困難的時期，撤銷紡織部同時也是對紡織業的市場化改革。1997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提出把虧損嚴重的紡織業壓錠、減員、增效作為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突破口的構想。當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確立 “以紡織行業為突破口，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分流120萬職工。

紡織部最後一任部長吳文英在紡織部被撤銷的1993年被“分流”到紡織總會。紡織總會為紡織部撤銷後成立的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1998年，中國紡織總會改組成國家紡織工業局，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管理。2001年2月，國家紡織工業局撤銷，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成立。紡織行業自此進入了由社會中介組織進行服務、協調的行業自律階段。如今，紡織業被當做“中國製造”的一個代名詞，中國的衣箱鞋帽已佔領全世界，以至於人們把紡織部作為借鑒，總結為：哪個領域發展不好，把主管部門撤銷就好了。

電力部，部撤了改革還要繼續

朱鎔基大概也有這樣的想法。1997年，朱鎔基經過兩個多月的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改革力度比較大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但困難顯而易見。當年年底，朱鎔基在一次講話中說，他正在操作國務院機構改革，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坐著談話使他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1998年3月，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那一年的“兩會”期間，朱鎔基在人大湖南代表團對家鄉代表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兩會”閉幕式，意氣風發的朱鎔基豪情萬丈地說哪怕前面有地雷陣，有萬丈深淵，也要勇往直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年，外電曾評價改革闖進兩大雷區：一是國企改革，一是機構改革。

部長不願意被撤，朱鎔基找到其他辦法。有地方官說：“朱鎔基的辦法是拆廟，和尚趕不走，我拆廟趕和尚。”這一次，朱鎔基拆掉9座廟——9個專業經濟部門一併撤銷或降格變成行業協會，包括電力部、煤炭部、機械部、電子部等。

電力部撤銷後成立國家電力公司，電力公司後來分解為兩家電網和5大發電公司，2002年成立電監會來做市場監管和電價改革。但電監會奈何不了電業巨頭們，電監會說這是因為電力管理體制混亂，電監會責權需要重新定位。

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機關工作人員減少近50%。但部級官員和司局級官員的職位基本上沒什麼變化，處級職位減少也不多，減少的主要是科級和科級以下的職位，對於這些人，政府給出優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費出錢去讀書兩年；還可以去相關的事業單位等，當然，只能選擇一種。

經貿委，都是兄弟差別大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改革開放後，中國進入快速發展期，機構改革方案也曾遇反復，一些國家部委幾度沉浮，汪玉凱說，期間折射出的是政府對機構改革的探索。

國家經貿委的幾度重建、撤銷即為探索的一個縮影。1954年成立的國家經委，由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兼任主任，與國家計委一同成為中國經濟決策體系中的兩大支柱，它負責經濟工作的執行面。“文革”期間被撤銷又被恢復，1982年吸納了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國家能源委、國務院財貿小組等多個經濟主管部門組成經委，1988年機構改革時被撤銷，1993年再度恢復，並更名為國家經貿委。1998年吸納了10個原部級經濟部門，被稱為“小國務院”。但5年後的2003年，經委與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合併成“商務部”。

2003年3月6日，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代表國務院提出撤銷經委的動議，而王忠禹本人曾是這個政府重要機構的第一任主任。“我們經貿委名字很多，從歷史上看，可能是變化最頻繁的國家部委了。”一位經貿委公務員說：“我們經貿委的一些老同事，已經習慣了當‘運動員’。” 一位經歷了前一輪體制改革的公務員講述：“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部門中最掌實權的還是計委和經委。1988年，國家經委撤銷，經委人員各奔東西，一部分併入計委，他們當時真有一種失落感。”

這位公務員說：“1992年，國務院成立生產辦公室，一批老經委人紛紛歸隊，生產辦後改為經貿辦，1993年經貿辦升格為經貿委，重新成為一個大機構。到1998年，專業經濟部門大批併入經貿委，計委反倒成了縮編部門。”在這一次改革中，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後來，發改委演變成另一個“小國務院”。

民航，“總局”和“局”之別

汪玉凱總結，改革開放至今的機構改革，可以劃分四個階段：1980年代的精簡機構；1990年代的為市場經濟奠定基礎；2003年的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基本定位；2008年至今是“大部制”改革。 2008年的大部制包括組建工信部和交通運輸部，其中，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的職責被整合到交通部，這個國務院“資深”部門成為歷史，只作為交通部下一個局。

在國務院部門序列中，包括國務院組成部門，其中有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