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發出兩項消息，謂為不斷優化政府施政，更好發展經濟，盡力改善民生，行政長官崔世安繼續不定期與行政長官崔世安繼續不定期與專家學者、學術團體舉行座談會，聽取意見及建議。日前，崔世安就分別與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員和澳門經濟學會代表會面，就澳門未來的發展及解決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交流討論。而在「新聞稿」中，有一段「至於培育政治人才，他認為也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要建立培育機制，過程中存在傳統制約需要解決，也需要決心和資源的投入。政府也希望創造條件為年青人提供更多歷練機會，參與社會事務，目前有一初步構想是同一代表不可兼任數個諮詢組織成員，以騰出位置讓其他有志之士參與。此項課題需要社團、年青人、社會各界多思考探索。」此顯示，特首崔世安在逐步建立施政自信，穩固管治基礎之後，開始轉向必要的行政或體制改革，以適應時勢發展的需要，回應民眾的呼聲。

之所以有此分析判斷，是出於兩個主客觀因素。在客觀因素方面，一位新任行政首長上任之後，一般上都是在其第一個任期之內或是前半段，是熟習情況，鞏固管治地位，建立威信和權威的階段；在其第一個任期過半後或是在第二個任期內，就進行政務改革，以落實貫徹自己的施政理念。這是既能保持平穩和諧，又能做到革故鼎新的兩全其美步驟。而從崔世安與兩個智囊型社團進行座談的內容，尤其是所透露的同一代表不可兼任數個諮詢組織成員，以騰出位置讓其他有志之士參與」的構想看，崔世安開始進入改革階段。

在主觀因素方面，凸顯了崔世安已經建立了施政自信，並呈現「甘蔗倒吃節節甜」、漸入佳境的境況。實際上，與其前任何厚鏵是挾著萬千寵愛，「紅」（親北京勢力）、「藍」（親臺北勢力）、「黃」（警方）、「白」（公務員及專業人士、企業主等）、「黑」（幫派）都齊心擁護支持，因而從就職的一刻開始其權力就相當鞏固不同的是，崔世安在特首選舉中，就遭遇反對勢力的強力狙擊，報名參選的第一天就遭人「踢館」，並遭到舖天著地的「抹黑」，到當選就職之後仍未能走出這個陰影，在翌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還遭到暴力遊行、警民衝突的「下馬威」，使其管治威信受到嚴峻的考驗。但在此之後，崔世安寵辱不驚，朝乾夕惕，深耕細作、靜水深流地推出各項利民措施，逐步化解民怨，使得他的管治威信得以逐步建立及鞏固。尤其是在今年，面臨「五一遊行」壓力和立法會選舉的雙重壓力，倘是按照過去慣例，就將會趕在四月間推出各項新的惠民措施，以求「滅火降溫」，減低受衝擊力度，但崔世安卻是一反常態，並沒有刻意在「五一」前進行「派糖」，而是好整以暇地等過了「五一」，遊行的聲浪剛落下，才公佈本年度「現金分享」的實施方案。這就充分表現出他的施政自信，與習近平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遙相呼應，相得益彰。

在建立及鞏固了管治威信，實現了施政自信之後，就應逐步轉入改革階段了。在明知有立法會選舉，任何失誤都會成為參選者在競選中的箭靶的情況下，崔世安仍然以施政自信的姿態，透過與智囊型社團座談的方式，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第一步就是培育政治人才，創造條件為年青人提供更多歷練機會，參與社會事務，其中一個初步構想是同一代表不可兼任數個諮詢組織成員，以騰出位置讓其他有志之士參與。當然，這個改革方案，符合包括反對派人士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利益和期待，是最少風險的，因而優先將之推出。

實際上，所謂「同一代表兼任數個諮詢組織成員」的問題，已經形成受到人們詬病的「來來去去這班人」的問題，在號稱為「澳人治澳」的澳門特區政府的各類諮詢組織，竟然高度集中以至是壟斷在幾十位「社會各界代表」的身上，如果轉換一個較為「刁鑽」的角度來審視之，就是特區政府除了這幾十名「社會各界代表」之外，竟然不信任廣大的「澳人」。雖然澳門社會「來來去去這班人」的習慣做法，在過去是被視為「穩定社會」、「促進和諧」的優良傳統，並也確實是在過去的社會氛圍中，曾長期起到某些正面作用；但隨著廣大「澳人」對「法治」的要求日高，從嚴格的法制觀點看，「來來去去這班人」就形成了「身份重疊」的問題。要妥善地解決此類問題，除了是要建立「迴避」機制之外，在委任各類諮詢機構的成員時，還應盡量避免「來來去去這班人」，擴大成員來源，呈現多元景象。

這種「來來去去這班人」機制，最令人反感的是，它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更不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更遑論善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而且，也不利於傳統社團內部的薪火相傳、承前繼後。其實，社會轉型、發展到今日，傳統社團已不能代表全體「澳人」，過去所引為自傲的「代表性」已受到質疑和衝擊。這從立法會選舉的直選中，傳統社團所得選票的比例，漸趨下降，就可管窺。何況，在「澳人治澳」的方針理論之下，凡擁護「一國兩制」、澳門繁榮穩定者，都應是參與「治澳」的「澳人」，而不能再局限於傳統社團的「代表」。或許，在傳統社團之外，擁有更多的公共事務人才。這種只偏重於從傳統社團物色「代表」，以至是「來來去去這班人」的各類諮詢組織成員委任方式，已經完全不適應澳門社會發展的形勢。

何況，有些人一人就出任了十多個諮詢組織的成員，即使是有三頭六臂，也難以應付。況且各類諮詢組織所涉及的專業範疇不同，一個人也不可能統統都能掌握所有的專業知識，「周身刀，把把利」。而更令人詬病的是，有的人出任同一個諮詢組織的成員，一任就是十幾二十年。不但使到市民參政渠道出現了另類形式的「貧富懸殊」──有人佔有好幾個諮詢委員職位，「富到漏油」；有的有能力、有意為社會多作貢獻者則被排除在諮詢組織之外，「貧到上無片瓦，下無寸地」。而且更嚴重的是，當今社會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社會公共事務需要更新知識，也擁現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但諮詢組織仍是由一批「舊人」佔位，未有補充「新血」。這種組織形態，故諮詢組織又如何能真正反映民意？即使是在傳統社團內部，同一個人出任多個諮詢組織的成員，也擠占了其所在社團的其他成員尤其是新人的歷練機會，不利於培育政治人才，更不利於「薪火相傳，承前繼後」。

因此，崔世安透露的對諮詢組織成員的改革構思，將會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支持。當然，倘能也適當地吸收一些反對派人士，就更有利於五湖四海，集思廣益，傾聽各種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的意見，以進一步改善施政。此後，還應繼續進行其他領域的改革，包括崔世安在參選特首時就已應允的調整若干司長甚至是重新整合各個司級職能的問題。當然，這要待立法會選舉之後才能進行，並須審慎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