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想寫一些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精神生活、文化文藝生活、心態風景。

那時，用昂揚的姿態相當成功地維持著新中國，經歷了那樣的困難，仍然要繼續昂揚下去。

此時的歌劇《洪湖赤衛隊》、《江姐》、《紅珊瑚》，此時的長篇小說《苦菜花》、《野火春風鬥古城》、《鐵道遊擊隊》、《紅岩》、《艷陽天》，現代戲曲《革命自有後來人》(即《紅燈記》)、《蘆蕩火種》(即《沙家?》)、《朝陽溝》……都是革命得不能再革命了，人民得不能再人民了，紅彤彤得不能再紅彤彤啦。

我還不忘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民歌風的調子，親切動人。歌詞親切通俗，朗朗上口。斯時我的大兒子王山出世，他媽媽抱著他迎著陽光照了一張照片，我給此照命名為“社員都是向陽花”。

這是一個紅彤彤的年代啊。所謂的“右派”，被打下了氣焰，紅彤彤的苗子如作家浩然正在蓬勃成長壯大。他不但寫了大量清新活潑的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而且發明瞭一種與眾不同的寫作方法。我親耳聽他講過，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生活。我分析，他的意思是說，你只有從思想上找准自己的立足點，你的生活經驗才是有用的。另外他說，例如你在生活中碰到一個作風簡單粗暴的農村千部，你千萬不要去寫農村千部的簡單粗暴，而要反過來去著力塑造一個作風細膩、溫和體貼的農村千部典型。例如你碰到個態度不好的商店店員，你當然不可以寫社會主義的商店裏有態度不好的店員，而是要寫一個模範的英雄的與顧客心貼心的店員。浩然的倒寫現實法舉世罕見。這樣的作品，弄不好會培養出倒讀書的讀者，看到先進人物就想到恐怕是夠落後的啦，讀到勇士，沒准想到作者是不是又碰到一個懦夫？

我的好友黃秋耘告訴我，當時的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曾經為作家不能真實地反映生活而焦慮，他甚至想到過創辦一種內部發行的刊物，題材與寫法可以放寬一些，既能讓作家有直抒胸臆的機會，又不至於因作品反映了生活的陰暗面或艱難面而產生副作用。

我開玩笑地說，現在有什麼什麼級別以上幹部才能有權閱讀的檔，我們能不能設想一種什麼什麼級別以下的非共產党員百姓才能閱讀的特殊讀物呢？

也許真正能代表那個時期的精神的作品還是得請出老人家的詞《滿江紅》: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瞧這自信，瞧這口氣，赫魯曉夫、尼赫魯、甘迺迪，不過是幾隻蒼蠅，他們的國家，也不過是螞蟻緣槐自稱的大國，而咱們中國，要翻騰四海，震蕩風雷，掃除一切害人蟲，注意，是“一切”，中國全包了，中國是世界不敗!

一面是物質的艱窘與飢饉，一面是精神的豪華與不無揮霍。一面是我與不少人個人狀況的不堪言表，一面是國家大業的鑼鼓喧天。一面是要嘛沒嘛的日常生活，一面是原子武器、運載武器、人造衛星及其有關豪言壯語。說實話，我是又怕、又服、又贊、又嘆、又振奮、又找不著北。

我們有文藝。煽情，意志，理想，決心，硬骨頭精神，憤懣，愛國主義，愛黨愛民。用精神力量提高鋼、糧產量，可能不無困難，用精神力量掀起紅色文藝的高潮，則是綽綽有餘。是20世紀60年代我們的文藝作品精彩，還是現在即21世紀的我國的文藝作品更好些呢？未必人們有統一的看法，也未必有誰能說個清楚。

我相信1966年的中國，“文革”已經是在劫難逃了。

毛澤東是極富創意的不停頓地進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來到地球上就是來千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與他的國家強大富裕自命優越的大人先生們的反。就像帕瓦羅蒂，他是來給人類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離去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於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強大者挑戰。是的，毛澤東一生，他要摸國民党蔣介石的老虎屁股，他乾脆趕走了這位老虎。他要摸美國與聯合國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他要摸蘇聯這個社會主義陣營裏的頭號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也摸了國際共戶主義運動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罵了法共與意共。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個經濟規律與經濟體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嚴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悶。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稍做調整，接著不是轉彎而是一不做二不休，變本加厲，乾脆把“革命”往更加徹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發憤怒與蔑視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會體制和它們的代表人物: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社會民主黨與工党武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他都看不上。他認為，這所有的體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壓制大多數，保護少數，使不平等變成永遠。

這一點他與列寧不同，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毛澤東不那麼迷信疊床架屋的組織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車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寬，脾氣越來越大的官員(以上的說法是毛自己講的)。他不相信正規的組織原則與組織程式，也不那麼相信他的同僚戰友。確實他的思想沖天震地，很難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與俗鮮諧。他要求革命的徹底性，再徹底，再徹底徹底，永不停歇。

他決不俯首給任何組織，包括他個人締造的與領導的組織。他有一個黨章中沒有規定過的工作方法:動輒搞一個五人小組、七人小組、聯絡員。這些非正規軍一出現，就把其他的什麼組織都管住乃至作廢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個“文革小組”，使政治局、書記處靠了邊，甚至變成了“革命對象”。有些地位遠遠無法與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權也要搞小組與聯絡員，以便拉幫結夥，整治對手，這其實是非組織活動了。

主席整整一輩子，從來都是強調打破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卻很少提建造制定什麼法制規範。

1966年“文革”中，他的發動紅衛兵砸爛黨委的各級領導組織體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結舌。

他所做的不似政變，恰似政變，至少像是解散內閣、國會與全部地方政府。除了軍隊他要緊緊拉到自己這一邊以外，什麼級別，什麼官位，他都置若罔聞。

從1949年，他幾乎沒有一年、沒有一個月、沒有一個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調整一下休息一下過。他馬不停蹄，不斷策劃，不斷發動，不斷號召。他左一拳右一腳，左一掌右一推拿:“鎮反”、“肅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魯曉夫、“反右”、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彭黃張、批合而一的楊獻珍、批時代精神匯合論的周穀城、批文聯與所屬各協會已經滑到了裴多菲俱樂部的邊緣、批周揚並說准備派一個團把周揚轟下去。農村也絕對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農村“四清”(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後來又發展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也不知還要清什麼)……他總是有一個感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解放起來比設想的要困難得多，知識分子在壓迫他們，官員幹部在壓迫他們，境外的帝修反在壓迫他們或誘騙他們……這樣下去，早晚新中國會走舊中國的老路。他甚至感覺革了那麼大的命，這個社會早晚會變得與舊社會差不多。而蘇聯的經驗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滯不前，如果革命不徹底，如果共產黨只知著眼於執政做官收稅修橋修略發展經濟，如果“只管糧棉油，不抓敵我友”，那麼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罷，中國的前途只能是與蘇聯一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事業將會完全失敗，不但會失敗，而且會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來攻擊他，來鞭屍……

所以要趁著他還有強勢的時候，再打幾個大仗。這個“大仗”命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我的體會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為的是達到與不招我們待見的惡體制與舊思想舊觀念徹底隔離開來，保持毛澤東的理念的純潔性。毛澤東搞“文革”如羅丹之搞雕塑，羅丹的說法是:“怎麼樣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統統鑿掉就是了。” 可是，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蟲”都掃除千淨了，糧食不夠吃還是不夠吃，房子不夠住還是鬧蝸居。

根據思想狀況劃階級成分，這玩意兒太玄乎、太恐怖，也太靈活了，有可能發展到凡得罪了領導的一律算資產階級的鬧劇狀態。

歷史就是這樣粗線條地被創造的。誰能畫好了平面圖、鳥瞰圖、透視圖、結構圖、材料圖與制定了各種明細表格再開始施工革命？

人們都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個人迷信、專制主義、封建主義與極“左”路線推行到了極致。我同時覺得，不妨說，恰恰是“文革”，把已經在中國鄭重與有效地進行著的革命化與組織化、政治化與意識形態化，把中國的空前的權威主義與一體化進程砸了個稀裏嘩啦－－解構得一個個橫沖直撞、豕突狼奔、破碎迷離、不亦樂乎。

老百姓則是徹底解放了，前所未有地大松心，休長假。有錢的買上火車票就去探親，有時連請假都不必。當時有個詞叫癱瘓。自己把自己癱瘓掉，堪稱獨出心裁。

毛主席是最講“物極必反”的，中華文化早在《易經》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觀念，老子、莊子也對之有很好的表述。中國的“文革”，算是把物極必反表現透徹了。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首府伊寧市一家甜食店開張，滿街懸掛著巨幅標語，上書“伊寧市甜食店的開張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還有一條說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當這些東西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以後，就變成了搞笑與解構。

人們最難耐的其實是寂寞，“文革”的一大問題是越到後期，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實在太寂寞了。

不知為什麼，有一陣子革命委員會要抓交通秩序，在伊犁，由工宣隊員戴著大大的紅袖標，領著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