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將於後日舉行第十五屆第二次「全代會」。本來，按照蘇貞昌主席及黨中央的規劃，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修改《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等黨內規章，以應對明年「七合一」選舉及二零一六年「總統」選舉，因而比往常提前兩個月舉行。但是，黨內一批跨派系的中生代人物，包括「立法院」黨團的全體「立委」，卻不滿這一議程規劃，決定實踐黨內民主，行使黨代表職權，向全代會提出兩大議案：其一是《台灣人權決議文》草案，其二是要求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以圖尋求全黨對黨的兩岸政策的共識，為民進黨能夠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掃清政治障礙。

按照《民主進步黨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是「受理及議決提案」，「經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就國家重大政策所做之決議文、競選綱領，視為本黨綱領之一部份」。而按民進黨的內部規章規定，「決議文」草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也可由黨代表連署提出。但過去民進黨全代會通過的幾個「決議文」，包括《台灣前途決議文》、《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正常國家決議文》、《台灣新世代社會經濟決議文》等，都是由中執會提案，而鮮見有黨代表連署提案的紀錄，因而可能這個《台灣人權決議文》草案，是首次由黨代表連署提案，因而折射出部分黨代表希望能充分享受黨內民主權利的自主意識，更是反映了黨內中生代對黨主席和黨中央仍然堅持保守兩岸政策的權利不滿心理。不過，由於中執會提案在醞釀過程中，經過了較為充分的民主協商，並經過能夠代表黨內各派系意見的中執會審議，故而較易獲得全代會通過，只是對個別段落句子進行推敲修改而已。而這個《台灣人權決議文》草案由於只是黨內一群中生代（包括「立法院」黨團全體「立委」）連署提出，未經黨內各派系討論，也未經中執會審議，因而只能是代表那些希望能開闢黨的兩岸政策新局的黨員的主張，未必能獲得黨內「獨派」及其他保守派別或「保持現狀派」的支持。因此，是否能順利獲得全代會通過，值得觀察。

實際上，這個《台灣人權決議文》草案，是直接觸及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以至是黨的「國家定位」的議案，十分敏感。而且，按照「後法優於前法」的法理原則，倘能獲得通過，就不但將會是繼續凍結「台獨黨綱」，而且還將會取代《台灣前途決議文》及《正常國家決議文》，必然會引發黨內「獨派」或其他保守派別，尤其是主導《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陳水扁勢力，及主導《正常國家決議文》的遊錫等「新獨派」的利益，因而必然會在全代會上引發激烈爭論，要獲得通過將會十分困難。但只要能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引發爭論，就必然能進而引發全黨的關切，並加入辯論，說不定在「形勢比人強」之下，反而會成為全黨共識，從而推促民進黨中央被迫調整黨的兩岸政策。

而這也正是折射了黨內中生代的意圖。當年陳水扁在已被確定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之後，有感於台灣民眾對「台獨黨綱」有抗拒感，因而發端了「新中間路線」，並由陳水扁一系（包括「新潮流系」等）主導提出民進黨的第一份「決議文」亦即《台灣前途決議文》草案，放棄「台獨黨綱」中「建立台灣共和國」的目標，改為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但「中華民國」僅指是台澎金馬），「中華民國」已經是獨立主權國家。在獲得全代會通過後，就凍結並取代了「台獨黨綱」，因而矇騙了部份「對國民黨不滿意，對民進黨不放心」的人士，包括李遠哲等，從而為陳水扁的上臺奠定了理論基礎，掃平了政治障礙。

然而，陳水扁後來在鼓吹「一邊一國」等「台獨」主張後，對《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偏軟」定位並不滿意。就由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游錫主導《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提出「新台獨」主張。而已經過黨內初選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謝長廷，認為這個「新台獨」主張將會嚴重影響其選情，因而採取了反制措施。在反復幾次拉鋸修改，去掉了其中一些「極獨」論述內容之後，終獲得全代會通過。但仍是否定了較為溫和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要將台灣建設成為「正常國家」，並要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謝長廷仍不滿意。以「腳痛」為由拒絕出席「全代會」及「黨慶」等黨內重大活動，而遊錫也遭受黨內務實派的抨擊，一氣之下宣佈辭職。因而造成了當年的「黨慶」活動，既無黨主席也無黨的「總統」參選人出席的怪現象。

去年初蔡英文失利「總統」選戰後，幾經修改而定調的敗選檢討報告，提出必須調整黨內兩岸政策，以利於縮短「最後一裏路」的問題，受到黨內中生代的支持和響應。但是，在此後的一年多來，黨內對兩岸政策仍是各有不同意見，「憲法共識」與「正常國家」激烈爭持，連「中國事務委員會」也幾乎流產。黨內中生派極不耐煩，認為只有在全代會通過一個能夠避開上述爭論，但卻又主張兩岸交流的新的決議文，才能走出一條新路。

但是，倘此「決議文」傾向於任何一種主張的「國家定位」，都必然會引發激烈爭論，難以獲得通過。因此，這個《台海人權決議文》草案，就希望既能避開「國家定位」，卻又不會「跌落中共統戰圈套」，而是從「人權」入手，在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基礎上、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為標準，作為民進黨內促進中國政策討論對話的起點。當然，也有呼應「茉莉花革命」對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進行「和平演變」的意思。

但似乎是中生代們認為此仍不足夠，於是又提出要求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的動議。希望能像十五年前經過辯論，將以許信良為代表的「大膽西進」，和以「新潮流系」為代表的「強本漸進」，融合為既不反對兩岸經濟交流，又不過於急進的「強本西進」那樣，再次找出一條新的政策路線，在「憲法共識」與「正常國家」之間取得妥協。

但這個提議，首先就遭到蘇貞昌的反對，強調「中國事務委員會」就是中國政策辯論的平臺。其理由，可以「中國事務委員會」發言人鄭文燦的談話作為註腳：如果要辯論至少要有正反雙方，就算是政策上差異，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辯論題目至今似乎都不明確。然而，這個理由似乎是很牽強，因為「憲法共識」和「正常國家」並非是同一個「方向」。因此，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回想到，當年發起「中國政策大辯論」的黨主席許信良，以往在經過辯論過之後就可以為自己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掃清政治障礙，但孰料最後在黨內初選中出線的卻是陳水扁。許信良即以《同志們，我們在此分手》為題宣佈退黨，並以徵求連署方式自行參選「總統」。可能是蘇貞昌擔心自己也將會走許信良的老路，發動「中國政策大辯論」卻變成「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他才不會再做許信良這樣的「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