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理論第一刊——《紅旗》創辦始末

《紅旗》雜誌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於1958年6月創刊。當時我國社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著全面實踐和深入探索。歷史整整走過了五十個年頭,發生在《紅旗》的往事並沒有因時光流逝被沖淡,而是經常地湧入人們的腦海,讓人回味。

毛澤東的《紅旗》情結

《紅旗》雜誌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具體指導下創辦的。早在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志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彙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這次會議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忽,通知了兩個李達開會,武漢大學校長“文”李達是編委,與總參的副總長“武”李達重名。“武”李達到會後發現不對要退席,小平同志說,既然來了,就坐下聽聽吧。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全國各地,個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1959年中央決定在《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審閱,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8月22日,他在給陸定一的信中說:“在教育史部分,應批評凱洛夫、斯大林,對中蘇都有益,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說到,否則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陸定一的稿件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眾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毛主席對兒童的全面發展也作了精彩補充:“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得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此文他特批:“登《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儘量用較大字型。”同時,還代《紅旗》寫了編輯部按語。

毛主席還為《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他從《光明日報》上看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同志寫的有關機位設計的文章,很感興趣,便給作者寫信請他們再寫一篇更詳細的文章,以《紅旗》編輯部名義發出。這對《紅旗》工作人員來說深感親切又備受鼓舞。

《紅旗》雜誌的“三面紅旗”

在《紅旗》頭幾年的版面上,經常出現幾個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個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一個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一個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後來人們才慢慢知道,這原來是三個集體筆名。

“於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或字的一部分。他們都參與中央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對國際情況、國際問題比較熟悉,又瞭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很受歡迎和重視。

“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同志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

“施東向”即取自《思想界動態》這份內部刊物刊名的諧音。他們以淵博的知識、高度的理論修養、充滿文采的寫作技巧,寫出了思想文化評論影響很大、很受歡迎的文章,有些至今仍被選用。

“許辛學”是由“虛心學”點化而來,由副總編輯鄧力群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筆名。他們都是中央有關經濟問題會議的參加者和經濟文件的起草者,所寫的文章能夠對有關問題進行透徹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傳達,對經濟工作起到了很強的指導作用。

有人開玩笑說,全國有“三面紅旗”,《紅旗》雜誌也有“三面紅旗”,指的就是這三個集體寫作班子。

《紅旗》不僅有寫作集體,改稿也經常集體進行。每期當班副總編輯都挑一兩篇文章集體改稿,把中央修改文件的方式搬到編輯部來,成為培養、提高編輯人員業務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徑。鄧小平同志還向部隊提出派人到《紅旗》學習文章寫作。

鄧小平同志曾親自主持集體修改《紅旗》社論。1961年,《紅旗》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準備寫一篇社論,社論初稿寫出後,送中央領導審閱。小平同志對每一稿都認真修改。在第八稿時,他把寫作小組成員召集到中南海,由他親自主持,邊讀邊改,對社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修改,使之更全面、更準確傳達中央的精神和部署。

人文選的宣傳與發表

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是我國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選集》收集了毛澤東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的70篇文章,《紅旗》把學習和宣傳“毛選”四卷作為工作重點全面展開。1960年第19期《紅旗》在刊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介紹的同時,圍繞中央確定宣傳重點,發表了社論《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即突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善於鬥爭、善於勝利的思想。社論對此作了全面具體的論述,並指出這是克敵制勝的根本法則。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編輯部文章《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重點介紹了毛澤東如何堅持馬列主義有關國家機器的觀點、建設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此文刊發前曾送毛主席審閱,他認為寫得很好,並作了一些修改。1960年,在編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之後,毛澤東提出編輯出版劉少奇的選集。中央書記處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做出決定,組織專人進行劉少奇選集的編輯工作。編輯小組隨即著手工作,在少奇同志指導下,初步編出《劉少奇選集》上卷。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期間,有些同志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黨員的黨性鍛煉,培養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極為重要。聽說正在編輯劉少奇選集,就提出是否把有關黨員修養、黨性鍛煉方面的文章先發表。看到這些反應,少奇同志同意先發表,於1962年第15-16期合刊上刊出,成為党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教材。

紅牆政要的關懷和期望

鄧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作為党的總書記,主持了《紅旗》編委會成立,主持書記處研究為《紅旗》調配幹部增強編輯力量,指導《紅旗》加強國際宣傳,佈置《紅旗》寫又紅又專的文章。在新的歷史時期,及時糾正《紅旗》總編輯執行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不介入”的錯誤,為《紅旗》工作撥正前進方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宣部長,主管《紅旗》雜誌。他對《紅旗》這個黨的理論思想陣地非常重視,幾次聽取《紅旗》雜誌的工作彙報,對如何辦好《紅旗》給予十分具體的指導。

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些重要文章交給《紅旗》發表,還同意把自己的文章、講話以《紅旗》雜誌編輯部、本刊評論員、本刊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正是這些文章,使《紅旗》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的權威性、指導性表現得更鮮明、突出。胡耀邦同志擔任党的總書記後,對《紅旗》工作的支持和指導一如既往。他曾在信中熱切期盼“能有更多的樂意埋頭苦幹的同志拿出更多的循循善誘的東西來。”這對《紅旗》工作人員是極大鼓勵。

悄然退出歷史舞臺

1987年12月16日下發的《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關於機構改革方案》內有一項是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將近三十個年頭。作為黨的機關刊物,每個時期都按照當時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指引下,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馬克思主義原理及其最新成果的傳播,對黨的方針、路線、政策的宣傳,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交流發揮著積極推進作用。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忽然被停刊。這使無論是做《紅旗》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一個很急迫也是很現實的問題出現並需要立即解決: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紅旗》編委會於1987年12月21日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內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