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1967年9月13日，經毛澤東批准“同意”，成立了由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的“賀龍專案組”。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談話時，說：“我看對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了：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見中央文獻版《毛澤東傳》）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在賀龍元帥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黨中央在八寶山舉行一個小型的非公開的“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抱重病出席儀式，並代表黨中央致悼詞。他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當年，周恩來的悼詞和骨灰安放儀式的消息均未作公開報道。

據後來的材料披露，賀龍家屬雖被通知參加這次儀式，但被要求對外保密，提出“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道，不宣傳”。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的。賀龍的長女賀捷生在6月7日分別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對這種做法“百思而不可解”。周恩來看信後立刻給毛澤東寫信：“……今得賀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當與政治局設法補救。”當天，毛澤東批復：“照總理意見辦理。”接到毛澤東批示後，周恩來決定：重新佈置會場，安放花圈，準備悼詞，他自己親自參加這個儀式。到了6月9日下午。總參一位副參謀長來通知：“下午的骨灰安放儀式，由葉帥講話，致悼詞，總理指示：要開追悼會，要送花圈，要奏哀樂，要登報，要通知親友參加……”總之，將原來中組部和總參定的一大堆“不准”全都翻過來了。

這個“翻過來”的過程，究竟是怎樣一個過程？看到一本講述個人經歷的回憶錄自印本《是這樣走過來的》，書中有一節，專門談到他經歷參加賀龍元帥骨灰安放儀式的全過程。其中的內幕細節，尤為珍貴，可以彌補正史之不足。回憶錄的作者劉振傑，河北安國人，1927年出生，離休前原為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軍委檔案館館長。

劉振傑回憶，賀龍治喪委員會領導小組的成員有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軍委辦公廳主任胡煒、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總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1975年6月2日，開始研究為賀龍元帥辦理喪事，並成立秘書組、行政組、交通組、衛生組、安全組。劉振傑負責秘書組的具體工作。6月4日下午，他同另兩個同志到賀帥夫人薛明處商量骨灰安放儀式問題。提出：一、送花圈的範圍，只能是直系親屬送，另增加廖漢生及其家屬，因為他是賀帥的外甥，時任南京軍區政委。二、守靈站位，前邊與中央首長握手告別的，只能是薛明、子女、兒媳、女婿。大女兒、大女婿將方案打印好，送領導小組每人一份。6月6日，印製好了治喪用的工作證、請柬、汽車證。這天他還還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與公墓革委會的人一起看了現場。7日，治喪領導小組成員與各組負責人在八寶山召開現場會，彙報商量好的預案，最後確定。對家屬提出的名單、設簽到簿原則上同意；花圈兩個，親屬、兒女、孫子能放下的可同意；守靈站位，前排直系親屬，後排旁系親屬共19人，可以同意；兒媳、女婿可以來，按照主席政策辦理；告別儀式在小禮堂舉行。同日下午，在軍委三座門第16會議室約見薛明商量上午研究的方案。薛明表示沒什麼意見，感謝中央在政治上的關心。但提出骨灰盒要換一下，骨灰袋換成紅綢子的。還提出專案組所說的賀龍骨灰用的不是真名字，化名王玉，而化名又用數碼代替，懷疑是不是真的骨灰。治喪小組表示事先進行了認真的核對，確實無誤，薛明這才放心了。

8日零點34分，領導小組召集緊急會議。胡煒說：“紀登奎過問治喪的事，我把過程說了。他說，朱總司令員、小平、江青沒有不合適。講不講話？葉帥指示，很快寫了講話的東西，還是悼詞？不然不是開個啞巴會嗎？”散會後，以金濤為主起草了個悼詞稿子，幾個人又湊了一個講話稿子，研究定稿後，由軍委辦公廳主任胡煒呈葉副主席，順利通過。

治喪方案呈報中央後，周總理批示：“徐寅生要來，體委多來幾個。”淩晨兩點，劉振傑將總理的指示電話傳達給體委主任莊則棟。莊說：“他叫他（指徐寅生）去就去唄。”劉振傑一聽他這口氣，對總理不尊重，很有氣。莊則棟又說，打籃球的誰誰，踢足球的誰誰，跳高的誰誰，田徑的誰誰。說了10來個名單後，問劉振傑夠不夠。劉回答說：“我只是傳達總理指示，你是體委主任，增加誰和誰去，由你決定。”

此時，張春橋也有一個批示：“用紀（忌）日這天是迷信，不要在禮堂裏，在院子裏。”

治喪小組認為，6月9日，是賀帥被迫害致死的日子，這天舉行骨灰安葬一是有紀念意義。另外參加告別的同志有許多老同志，年高體弱，怕日曬雨淋，容易感冒，所以還是向中央建議，仍以原方案為宜。原方案是因主席、總理身體不好，不去八寶山向骨灰告別，由王洪文主持，念悼詞，葉帥覆蓋黨旗。到了6月9日下午4點，舉行儀式的前10分鐘，總理突然來了，先到第一休息室看望薛明。既然總理來了，立即改變了程序，改由葉劍英主持，總理致悼詞，沒有王洪文什麼事了。總理坐在沙發上，因為來得急，沒帶花鏡，從新華社記者那裏借來一副眼鏡。總理一來，儘管氣氛是沉悶的，情緒是悲痛的，但大家內心很高興，對跟隨賀老總南征北戰的老部下、老戰友，對家屬親友都是安慰，對亡靈也會是最好的安慰。

送靈的排列是，女兒賀曉明捧遺像，兒子小龍捧骨灰盒，女兒黎明、捷生捧花圈，後面緊跟著薛明和親屬。賀捷生是賀龍與前妻在1934年長征路上所生的女兒，是賀家的長女，但在喪事安排上沒有把她擺在長女的位置上。到下午5點，骨灰安放儀式結束。

晚上，根據廖漢生的建議，起草了致湖南桑植縣委的信，經葉劍英批准後發了出去。又根據簽到簿核對了來八寶山弔唁的名單。

賀捷生曾為要求骨灰安放儀式見報的事情，給中央寫了兩封信。總理召集政治局開會研究後，將不予見報的意見報告了毛澤東，主席同意不見報。6月17日在三座門第四會議室，由胡煒、郭玉峰、吳慶彤等找賀捷生談話，說：“你寫了兩封信，主席、總理都看過了，同意政治局的意見，總理讓我們把主席的批示傳達一下。為什麼不見報？為賀龍同志平反昭雪的中央二十五號文件已經發至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有牽連的人都解決了，而且解決得很快。不要光靠登報，要看黨組織，聽主席、聽中央的。你是通情達理的，也不要干擾主席、總理了，總理親自去了嘛。中央發的二十五號文件澄清了事實真相，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陷害。舉行儀式是應該的，再登報，會引起些什麼問題？敵人會造謠污蔑。為大局想想，骨灰安放儀式很隆重，希望捷生同志理解，弟弟妹妹不理解，去做工作，從組織上、思想上接受、服從。希望化悲痛為力量，做好工作，黨員按中央指示辦事。”

賀捷生回答：“向中央首長表態，爸爸能到昭雪很感激，6月9號那天受到的教育很深，總理去了，很隆重的，我要好好工作。我是在歷史博物館做黨史工作的，爸爸能不能出現？南昌起義是光榮的一頁，也想過登報後敵人造謠。將來寫黨史怎麼辦？也就是這個心情，供中央將來考慮。服從中央、主席、總理、政治局的決定，就是以後怎麼辦？”

郭玉峰：“將來中央會正確地處理。”

賀捷生：“洪湖地區還有很多同志沒有落實政策，高的解決了，低的沒有解決。”

吳慶彤：“如果你知道哪個人為賀龍受牽連沒解決的，你提出來。”

賀捷生：“洪湖地區鬥爭激烈，光有二十五號文件不行。在我們的館鬥爭也很激烈，我不是因為父親是賀龍，在展覽上爭個版面、地盤。確實南昌起義是不容易走過來的，不是那個意思，我當然相信主席。向首長提一個要求，希望把總理的講話稿給我一份，作為我學習。”

吳慶彤：“可以，複印一下，原稿存檔。”

賀捷生：“有些地方沒有傳達二十五號文件。有人說，不登報是賀龍有錯誤，陳老總開追悼會毛主席都去了。”

在與賀捷生談完話後，上午10點又找到薛明、賀鵬飛談話。

郭玉峰：“原來不是要說給桑植縣委寫封信嗎？我們寫了，呈給了葉副主席、總理。總理考慮說不再多發文件了，並不影響地方知道。”

薛明：“那很好了，我一直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對賀總很關心，骨灰安放儀式很隆重。去年平反了，今年又舉行了儀式，特別是總理帶病出席了儀式。感謝主席、中央，在座的同志工作認真，借此機會致謝。不再給桑植發通知，完全擁護總理指示，總理想得周到，完全擁護，沒有意見。漢生告訴我給桑植發封信，那時候我才知道。本來我自己沒有這個問題，這很好，考慮周到，照此辦理。剩下來的問題，我自己和孩子的問題，中央很關心。‘九•一三’後，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如何教育自己，一定遵照總理和其他負責同志指示去辦。當然很不容易，如何繼承賀總遺志，跟主席、跟中央，要革命要幹，繼續革命，我和孩子們一定有這決心。”

郭玉峰：“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

薛明：“我越來越好，解決了房子問題，也修了。安排了死人，又安排了活人，我是心安理得。我沒做什麼工作，組織上照顧又照顧，以後以實際行動回答中央、毛主席。很多老同志說好，好，沒說的了，都滿意。親屬也是老同志了，他們是29年、33年、35年的老革命。”

郭玉峰：“捷生寫了信。”

薛明：“第一封信我不知道，第二封信我反對，我說寫信是不對的。鄧大姐說，你管不了別管了，組織上去管，組織上做工作比我們有力量。”

在辦完骨灰安葬儀式後的一個禮拜的晚上，薛明請外地親友和部分領導小組成員在家裏吃飯，共擺了三桌，主食是炒麵。這樣的場合是沉悶的，儘管捷生和弟妹們親自為大家斟酒，誰也喝不進去多少，只有薛明主動引導大家說笑，來活躍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