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臺北會談」和「夏合研討會」之後，台灣兩岸統合學會與大陸相關機構合辦，以「強化認同互信、探索政治安排」為主題的「北京會談」昨日開幕。這種按照「政治對話，民間先行」的思路，由兩岸具有紅藍綠各黨背景的學者專家甚至是當朝或前朝政務官參加，就兩岸政治議題進行深入商討，探索開展兩岸政治對話的安排，為推進兩岸政治對話以至是政治協商舖墊氣氛、創造必要條件的學術活動，得到了兩岸當權者的認可及歡迎。在日子有功之下，或會成為由民間搭台，促成政權唱戲的可行途徑。
兩岸統合學會是由台灣內部一群關心兩岸前途的學者所組成的民間社團，關注兩岸認同，主張兩岸應和平發展並共同為整個中華民族創造最大的利益。它非常熱心於舉辦主旨為強化兩岸認同互信，深化兩岸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研討活動。而且於去年十二月舉辦的「臺北會談」，首次促成了紅藍綠的學者專家還有在朝、前朝政務官坐在一起，平心靜氣而又認真深入地商談政治對話問題，是一項重大突破。而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藉此發表談話，提出了「政治對話，民間先行」的嶄新思路，是這次研討會被譽為「兩岸政治對話的初級階段」，在台灣社會及朝野引發巨大迴響，而兩岸統合學會也因而成了兩岸紅藍綠學者商討政治問題的一個重要平臺。今次「北京會談」是繼「臺北會談」之後舉行的又一次有紅藍綠學者專家參加的商討兩岸政治議題的研討會，倘按此模式繼續堅持下去，有可能會形成一種規律，定期分別在台灣和大陸輪流舉行，並隨著兩岸尤其是政治領域的關係發展的態勢，舉行各種專題性的研討，為促成兩岸政治對話創造適當的輿論氛圍及條件。
由兩岸統合學會建立的這個平臺，可說是適應當前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的形勢。實際上，兩岸兩會自二零零八年六月恢復談判之後，雖然在經濟性、事務性等範疇內的協商進展良好，簽署了包括《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內的十八項協議，並達成了兩項共識，但只是完成了「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五項工作中的第三項「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卻由於馬英九受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一直未能有所突破，轉入政治協商，圓滿完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第二項「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及第四項「促進協商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此前已進行第一項「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和第五項「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但卻又希望能解決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並曾試圖撇開大陸自行處理，與美國、日本等商談「TPP」，與一些國家商談自由貿易協議，還與日本達成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東海漁業協議，並藉著台菲漁船衝突事件，與菲律賓商談漁業協議。
一直希望能將兩岸協商由經入政的北京當局，當然是知道馬英九的心態的，因而並沒有催促他盡快開展兩岸政治對話，以免被民進黨趁機插針。但北京也並沒有就此而放任自流，而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態度，推出先由民間進行政治議題探討的思路。而兩岸統合學會積極響應，籌辦了專門探討政治問題的「臺北會談」，並突破性地邀請了民進黨的學者專家包括前朝政務官參加，孫亞夫也趁勢發表了相關談話。對這種民間政治對話的形式，看來民進黨並不排斥，馬英九也樂見其成，因而最近就以正面語氣表述「民間正在商談」。習近平在會見吳伯雄時，也對吳伯雄代表馬英九提出的「可以民間先談」，作出了正面回應，並指出「希望有更快速、更大步往前談」。
至此，有必要對前一段時間的「民間先行」，作出階段性的總結了。因此，孫亞夫昨日在「北京會談」發表的談話，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北京的意思。他指出，我們歡迎這次研討會討論兩岸政治關係安排問題。無論是著眼當前，還是面向未來，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並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都是一個重要的乃至牽動時局的命題；同時可以對其他方面包括涉外事務進行安排，在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情況下，兩岸交往中實務部門公權力行使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其實，日前正在籌劃的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就是帶有一定程度政治性質的議題。雖然是將之定位為「非國與國關係」，但卻參考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的若干內容，除了是不能懸掛國旗，不享受領事外交轄免權，不能頒發護照及簽證之外，其他的相應內容，都以技術性的文字予以呈現。甚至據「陸委會」主委王鬱琦昨日透露，連封面帶有「中華民國國旗」的入台證都可在海基會駐大陸辦事處簽發。這本身就是一項政治議題了。
值得注意的是，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已被馬英九視為面對兩岸政治對話的一項對策：進可攻、退可守。倘若獲得台灣廣泛民意支持，就在此基礎上商談其他的政治議題，尤其是先行商談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逐步深入進行其他政治議題，直至全面鋪開政治協商，商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如果反應欠佳，那就就此止步。這種方式，是馬英九的一貫施政風格，謹慎有餘，開拓不足，但在謹慎中有所進取。
更值得注意的是，臺北方面強烈要求，台灣的「行政院」相關部會的官員，能夠以兩會職員的名義進駐海基會的大陸辦事處，以從事實務性的聯絡及活動；而按對等原則，北京方面亦然。這是一個可以製造機會就地進行「斬件式」或「突發性」政治對話的可行及有效途徑，由兩岸相對口的政府部門代表就地進行接觸並討論，這已是小型的政治對話。在逐步建構氛圍條件之下，遇到適合的氣候，就可以公開化、系統化、全面性地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了。因此，馬英九曾說過的「搭積木」，就可以作此理解。
就此而言，應當為明年底在上海舉行的「APEC」峰會造勢。實際上，連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的張國城昨日在「北京會談」中的發言也認為，台灣內部對習近平與馬英九如果在「APEC」見面，基本沒有反對意見，他認為這是馬英九瓦解「二零一四」或「二零一六」民進黨的鬥爭是有利的武器，而且馬英九隻要事後見個某國總統，在台灣內部，政治問題就解決了。
這是一個極佳的機會，馬英九出席上海「APEC」後，如社會輿論反應良好，連民進黨也沒有多少雜音，就可正式進入兩岸政治對話，並探討「APEC」峰會在台灣舉行，及習近平也可赴會的可行性；反之，就可以「打住」，繼續利用兩岸兩會辦事機構的渠道進行具體議題性、突發性的協商。當然，也必須考慮馬英九的身份問題，還有倘二零一六年民進黨再次上臺，「APEC」峰會由其他成員體舉辦時，「如何辦？」的問題。
孫亞夫昨日說，「思考今後三年兩岸關係的走勢和前景」；而「三年」，這顯然是針對馬英九的任期而言，因為「二零一六」的結果仍是未知數。而明年底「APEC」峰會舉行時，馬英九的任期就只剩下一年半了，這是創造「歷史定位」的機會，不知馬英九能否緊緊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