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會昨日在上海舉行第九次領導人會議，並由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簽署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這是海峽兩會領導人異動之後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一上場就取得了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較佳成績，為兩岸洽簽實施「ECFA」的各項後續性協議指明了路向，提供了範式。當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本身，就已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尤其是服務業的拓展增添了助力，注入了活水。實際上，據「經濟部」國貿局長張俊福表示，由於台灣服務業佔島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六十八點五，從事服務業的人口達到百分之五十八點七六，因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進而促進兩岸服務貿易業的全面開放，就將會為台灣實質「GDP」增加百分之零點五七，以去年數值來推估，約為兩千兩百億元新台幣。而且更重要的是，台灣與大陸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最大好處，是增加台灣的就業。正在上海同濟大學就讀土木工程系的臺生張志瑄就表示，在開放更多的台灣建築工程公司「登陸」之後，他的就業選擇機會就會更多。未來他可以在兩岸上班，在上海是分公司，到台灣就是回總公司，「這是一種理想狀態」。

由陳德銘和林中森開始主持的海峽兩會協商，不再以兩會負責人的姓氏命名，而是以數序來表述之。本來，海峽兩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恢復協商之後，雙方都以「陳江會」或「江陳會」來稱呼之；在海峽兩會分別換屆後，也一度是分別稱之為「陳林會」或「林陳會」。但在會談進行的前幾天，突然雙方宣佈，改以數字序列表達之。為何會有此變化？可能是大陸海協新任會長陳德銘也姓陳，與前任會長陳雲林同姓，倘再以姓氏命名，就有可能會造成混淆。而在二十年前，除了是以兩會領導人的姓氏命名為「汪辜會談」之外，其後續事務性商談分為兩個層級，其一是「副會長／副董事長會談」，也是以姓氏命名，那就是「唐焦會談」（唐樹備與焦仁和）；第二級是副秘書長會談，由於雙方每次與談的副秘書長都不是同一個人，因而就以數字序列來表述之，如「第七次事務性協商」。現在的做法，除了是避免「突出個人」之外，也折射了兩會協商已經減省了兩個較低層次的會談，一」開波」就是領導人層級的會談。當然，領導人會談的功能其實也與「汪辜會談」一樣，只是簽署已經談好了的協議而已，在此之前已經由兩會低一級的負責人，包括由兩岸政府各相關部門負責人充任的兩會職員，進行了深入的談判，不排除有過討價還價的幾個來回，並擬定協議書的文本，只待兩會領導人一簽。

因此，在陳德銘和林中森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前，海峽兩會正副秘書長及各部門負責人就已經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會談。當然，兩會領導人也必然會擔當領導及指導的角色。在這方面，陳德銘可說是駕輕就熟，揮灑自如。因為他在商務部長任內，就不但主導了海峽兩岸「ECFA」的協商，而且也曾多次領導內地與香港、澳門兩特區「CEPA」的補充性協議的商談工作，更是直接參與中國與「WTO」其他會員體的貿易糾紛，包括「反傾銷」等議題的談判，因而是輕車熟路。正因為他對「WTO」的規則了然於胸，因而在心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就可看到「WTO」的影子甚濃，甚至是使用了「WTO」範式，以協議所規範的範疇單獨命名，而不像是內地與港澳的同類協議那樣，作為「CEPA」的「補充協議」，因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更趨近「WTO」模式。

其原因，除了是如同上述那樣，陳德銘是「WTO」專家之外，可能還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是尋求與國際慣例接軌，正規化地採用「WTO」規則及範式，以符合「WTO」的規定。其二是盡量滿足台灣方面的「對等」訴求，體現兩岸間的類似自由貿易協議是對等的，而摒棄內地與港澳「CEPA」及其多個」補充協議」那樣，雖然也是類似自由貿易協議，但卻又突顯了「一國兩制」，亦即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性質。由此，在「ECPA」中，幾乎是中央（內地）單方向港澳開放，而海峽兩會的「EPFA」則呈現一定程度的雙向開放，盡管是大陸向台灣「讓利」較多，但仍不像「CEPA」那樣，是單向全部「讓利」，以體現中央對特區的關懷。而兩岸「ECFA」則是互惠開放，以避免台灣居民產生「矮化台灣」或「將台灣港澳化」的感覺。實際上，就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例，大陸對臺開放共八十項，而台灣也對大陸開放共六十四項，儘管有著「讓利」的痕跡，但也不是像「CEPA」那樣「一邊倒」。

倘是按照「WTO」的自由貿易協議範式，「ECFA」的後續性協議，除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外，還應有《兩岸農業協議》、《兩岸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兩岸非關稅措施協議》、《兩岸貿易救濟措施協議》、《兩岸政府採購協議》、《兩岸民用航空器貿易協議》、《兩岸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兩岸知識產權協議》、《兩岸反傾銷協議》、《兩岸補貼與反補貼協議》等。相信，倘真的是如此，台灣方面倒是樂見其成的，因為可以藉此抬升自己的地位。尤其是《政府採購協議》，凸顯了自己與大陸雖然不是「國與國關係」，但卻是「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定治權」的對等政治實體關係。盡管這些協議中，將會在文字表述上會作出一些技術性的調適，但只要能夠將台灣凸顯為與大陸對等的地位，也就無妨。而將會列入海峽兩會第十次領導人會談的「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就是具有這樣的意義。

對此，或許大陸會悄悄「放水」。實際上，孫亞夫在「北京會談」中所說的「在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情況下，兩岸交往中實務部門公權力行使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就似是放出了在某種程度上接納「互不否定治權」的試探氣球。

但過於強調「對等」，在服務貿易以至是其他領域內，台灣可能會較為吃虧。實際上，大陸地區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超過台灣地區的五十倍。而且，大陸地區的消費由於起步較低，市場仍然未能完全飽和，加上居民逐漸收入提高，就像海綿那樣，來多少就能吸收多少；相反，台灣地區的消費市場已基本飽和，難以再容納更多的供應量。倘是「一比一」的「對等」，就未必對台灣有利。實際上，台灣就有若干行業，如美容業、出版業等，都感受到了威脅，因而表達懮慮甚至向民進黨「求救」。也正因為如此，在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並不尋求完全「對等」，大陸仍對台灣有所「讓利」。只要「陸委會」、「經濟部」、「交通部」等直接相關的行政部門能夠主動宣導解釋，是可以使人們放心的。

其實，總體來說，正因為大陸地區是一個廣闊的市場，才顯得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有利，可以為消費飽和的台灣市場尋求新的出路。尤其是那些以連鎖店形式經營的「臺式服務」行業，可能將其連鎖店開到大陸去。由於兩地技術不同，必會對大陸高階消費人群產生較高的吸引力。民進黨的杯葛行為，只能是失盡人心。